中心论点·中国式的划算性思维既可以产生权谋经济思维也可以促生伦理经济；
论点延伸·儒家伦理通过对利害思考的体系性排斥来摘除经济人格谋求价值高度。
3·划算性思维的经济学意味·中篇
由于中国文化跟封建意识形态有三多千年的耳鬓厮磨历史，这使得划算性思维本就具有多重走向。任何乡土思维的历史文化心理不仅仅孕育本土企业家的经济谋略，也可以滋生出多重的思想模式。划算性思维既可以产生权谋经济思维也可以促生伦理经济。在中国文化的人文生态群落，权谋经济和伦理经济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家常饭，但却是平民百姓的奢侈品。在古典体制格局中，权谋经济和伦理经济交替维系着古典体制格局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而老百姓只能用民间形式比如口头文学说唱艺术传达着对权谋和伦理的划算性理解。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化愚民意识的根由，也是中国管理者的软肋，也是乡土管理思想最不潇洒的地方。
比如，划算性思维一接触到体制的土壤中就能滋生权谋经济学。因为，作为一种典型的资源配置意识，经济思维的基因从历史演进的最初就不是一种专门用于挣钱殖货的单一思维，经济思维遇到体制土壤就会脱离脆弱的血缘伦理快速催生权谋经济。比如，先秦时代的纵横家和权谋家，就是直接把权力资源看成一把扑克牌的一类人，他们是一类特殊的天才，是一类用赤裸裸的权力或资源配置眼光来启动骨子里固有的划算性思维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权谋经济当然是法家思想。当权力作为某个集团势力的私家资源并从相应的伦理秩序和制度秩序中摘离出来，并以纯技术进行随心配置时，权谋思想和权谋经济自然会同步产生。这就是传说中的权术。我认为，以划算性思维为土壤，权谋经济，以及吴思先生心目中的“潜规则”是基本不需要历史文化心理的系统传承的。就像朽木上的木耳和野蘑菇，只要环境条件适合，权谋，自然会通过自然化合魔鬼般地从宽袍大袖中上下其手。只不过，玩弄在掮客手中的纯粹权术和正牌的法家初衷还有本质的差别。权术玩弄者只关切小利益集团的局限得失，而真正的法家思想是阳光灿烂的。中国法家思想是互联网思维的古典意识形式；是琐碎资源的古典整合机器；是打破腐朽藩篱的古典跨界高手；是纵划算竖划算之后从天下几的分数据解码中透悟时代大势的古典弄潮人；是荡涤陈腐观念，突破条条框框，促进制度中兴的古典拆墙高手；是凸显阶级矛盾的古典擎旗人……
但无论如何，不管是自私的权术阴谋家还是天真烂漫的法家思想，都因为不兼顾伦理秩序的稳态价值乐意成为权谋经济的裸奔者，他们是一类拿体制工具当行为艺术来体验的牛人。在他们手中，纯粹划算出来的权谋理性和纯粹的经济理性从开始就进入了速成速败的发展模式。他们喜欢烟花和彗星风格的活法，没有恒星一样的远大理想。从管理战略角度看，权术家和法家思想，经他们之手设计出来的发展机制，打从一出笼就拒绝安装稳妥的制动装置，于是注定了，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快速驶上自己的巅峰后任其快速坠落的制度游戏。
跟权谋经济学相反，划算性思维的文化土壤是伦理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是通过划算道德人格究竟怎么拔升最直接的进路来筹划文化理想的。在道德人格上快速启动划算性思维，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的“鱼和熊掌”论。对于儒家价值的精神出路，孟子曾经打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比方“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的权衡取舍也由此而来。权衡取舍，是典型的划算性思维。只不过，孟子的伦理旨趣在于通过“鱼”或“熊掌”的资源缺乏而“不可得兼”时，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我所欲”这一缺需出发点，点进无可选择的价值假设困境，在非此即彼的自逼死角后，用“鱼和熊掌的时空错位、义和利的时空不等、生和死的时空断裂”类比出一个现实选择的不等式，同时也设计出了价值逻辑的冒险语式，刚毅勇敢地完成了“舍生取义”的价值同构关系。但后来人把这种高蹈突兀的道德划算当做终极尺度用于裁量所有的价值现象却存在严重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时代的所有事情都处于“生死跟义利”的难堪对立中。非但如此，“生死跟义利”的窘局完全有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义利偏执”或无关宏旨的“寻死觅活”造成的呢。把生死的对立困境夸张到极致的说法，从思想感染力上自具警醒人心的功用，却不见得在划算具体利害时有精确的可操作性。
由是，两千年来，沿着孟子所出具的道德人格拔升思路，这令平和的划算想思维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突兀感觉。因为，“舍生取义”跟老百姓常识中的“义利划算”正好满拧着。老百姓习惯想“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舍生取义”的权衡取舍，等于在说背叛赖生=获得好死。正面看，孟子替后世思辨出了儒家的价值希望。因为，庸俗的人，主要在于恐惧生命大义的沉重；而追求精神价值永恒的圣哲，却分明在恐惧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舍生取义”跟“好死不如赖活着”，在精神价值上端的有天壤之别。而实际上，突兀空洞的天壤之别，谁又说不是在划算性思维上的两极执着？
在两极执着对价值选择的轻重规避之间，孟子对意义之轻的价值规避作出了道德裸奔的逻辑选择。在孟子的逻辑假设中，他把作为“我所欲”的平庸“欲望”不管不顾地挤压成了高高耸起的道德人格，一种烟云黄山般的立体希望。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说孟子的价值选择是道德裸奔，就是指在他那个时代，对人本质的全面成长和自我解放需要的罔顾所以，就像拉面的师傅对面团的大小不管不顾一样，执意要把一斤面团抻倒够着太阳的高度而希求不断，这到底有多大价值呢？炫技而已嘛！孟子关于“舍生取义”的价值推演，实际上就是在道德人格的划算性演绎上玩了一把逻辑炫技。
是的，拿生命的平面意义跟生命的立体价值相比，的确存在一个令人眩晕的价值落差。有人追求过把瘾就死的耀眼光芒，不计生命存活的时间长短，那是诗人的感动对象；而有人追求放弃一切执着的生命大放松，在无执念中自享高寿，也不啻是生命成就的一维价值。而我以为，如果传说中的儒学是刚健有为是不虚的，那么，价值高端和价格低端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统一假设中自可以不执二端。于是，身处伦理低端的划算性思维在儒学的关切阴凉中也应具无可贬损的地位。
从划算性思维的低端判断，儒家伦理分明在通过“手动摘除”自身秩序中的经济人格来谋求价值高度；儒家伦理向来是通过对利害思考的体系性排斥来树立伦理观念的。这使得单一的儒家伦理上实下虚，头大而下肢短小。就像靠不停地快速运转才能保持平衡的陀螺，转速的减慢必然意味着动力的丧失，勉强站立，意味着需要随时依附什么。在中国内陆，这是儒家知识分子最为不堪的时候。对现有经济体制的“床上床，屋内屋”产生温情依赖，“舍生取义”的鲜明理想终于身染瘟症。可以说，儒家的伦理结构具有一种不专事经济思考和利害警示的久远宿根。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话和他创生的儒家文化无疑最关切“道义”的高度即道德人格的上限。儒家经典向来不怎么热心讨论伦理秩序的下限如何落地生根。生命真意的下限究竟在哪儿，这在儒家文化中总是一笔糊涂账。孔夫子周游列国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生子贡的无私资助，一个轻飘而沉重的中国式“无私”透出一种核心消息，别看线索细弱，却很可能是后来儒家忽略中国人生活资料来由的关键。《论语·樊迟问稼》一节讲樊迟询问老师农业生产而碰壁的故事，虽不能证明孔夫子完全歧视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那也至少铺衬了儒家文化的基调，身处天地之间，划算上，不关切下。和荀子的“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大异其趣。樊迟一鼻子灰，乖乖退出，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白底黑字，证明了孔子的秩序态度，其价值尺度分明是从上往下测量的。有樊迟的例子证着，关于子贡的银子是怎么挣来的，儒家自然持不管不问的态度。后来，孟子的“鱼和熊掌”论，整个格式化了中国人的划算性心理。但人首先是生物，没办法，又事关生存饥饱，只好揣在心里暗自划算，在为数最多的时段，表面上只能装逼。
这种单维度的划算努力，必然导致后世的儒家因失去经济人格的独立支撑而成为某种体制的附庸。划算了，却不究竟。于是，中国道德的精神下限一直处在隐晦的暗昧地带。所谓的人性之恶，在中国历史的经济生活中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一直不去公开说明。更有可能的，是不敢说明。因为，经济生产力总建立在知识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不敢揭示人性之恶中的经济利害判断，侧面反映了对科学和生产力角度的恐惧（此处略。见《经济伦理共同体·十四·经济伦理间的人学意味·续篇）。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后来者受孔孟之道单维伦理划算的暗示和影响，使得儒家学统在强势左右历史文化心理倾向之际产生了严重的价值漏洞，在实践缺陷上，孔孟哄抬了高尚精神的一极价值。如果按孟子的“鱼和熊掌”喻，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关键时刻只能选择“舍小利顾大义”。那么，按中国人对集体出演精神高尚的起哄习惯，就如在中国文革对“阶级斗争大义”的热心偏执造成的后果，当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族群、一个家庭在高尚的起哄中频临经济崩溃，敢问，这到底算是“小利”之失还是“大利”之败？如果算“大利”之败，那么，“大利”之败和“大义”崩盘到底哪个更轻，哪个哪个更重？而历史实践的真相是，当国家和集体真要在追求一种科学发展观，“大利”和“大义”必定是一样都不能缺少的。按经济伦理共同体的整观预设，无论是逻辑本质或者事实本质，根本不存在“大利”和“大义”哪轻哪重的冒险问题。传统儒学，把处于低端的经济思维以及划算性思维都当小人连同樊迟们一起赶出了伦理学之外，这应该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
所以说，时代的反儒声音虽热闹，多数管理人人还只停留在对小得小失的认识水平。在近现代100年中的反儒尊儒波浪中，历史怪圈反映出了国人文化心理本身的痛苦记忆。但很少有人从经济和伦理的严密互证中去划算传统伦理的秩序环节严重缺失问题。而经济伦理共同体就要通过价值的重构来避免这个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