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野麦岭！

三十年前的这个时节，姚森教授给大一的我们讲“政治经济学”。讲到“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系里安排我们去看了一场教学电影——日本影片《啊，野麦岭》。拍摄完成于1972年的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个世纪之初日本一家缫丝厂女工的工作和生活。之所以作为教学电影放映，似乎是因为这部影片反应了早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和疯狂。

刚过完年，阿枫和三十来个小姐妹被招到一家缫丝厂工作。从他们所在的小山村到厂子所在的城市要走三四天山路，其间要翻过一座叫做野麦岭的险峻山峰。翻越野麦岭的时候，阿枫不甚摔下山，差点丧命。山顶客栈的老奶奶说，摔下野麦岭还能捡回一条命，小姑娘可以长命百岁。

效率和剥削，只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提高速度和降低成本，延长劳动时间和缩短非劳动时间，也具有相同的意义。每一天，无论是开始于半夜还是开始于清晨，都像打仗一样紧张。女监工就是母夜叉，男监工更是凶神恶煞。他们向魔鬼一样紧跟在工人屁股后面，抽打她们，催促她们，威胁她们。从离开床板，一天之中没有一刻可以清闲。紧张地漱洗，紧张地如厕，紧张地工作，紧张地吃饭。吃饭的时间在十到十五分钟；上班期间一般不允许如厕。后来因为国际经济危机和生丝市场不景气，为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午饭时间被压缩到五分钟！

日俄战争之前，国际市场对日本生丝有着大量需求，生丝出口成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创汇的主要手段。在日俄战争的背景下，女工的辛勤劳作具有为国效力的意义。当然，对作为家庭重要收入来源的女工们来说，工钱才有着最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性在缫丝厂的工资制度中得到很生动的体现。每一天，工厂技术人员都对每个工人抽出的生丝进行质量检查，工厂借此对工人分配收入和进行奖惩。平均质量和平均数量的工人得到正常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人得到奖励，而低于正常水平的工人则罚款。实际上，对优秀工人的奖励来自对落后工人的罚款。

阿枫机敏而勤劳，不久就成长为工厂最优秀的工人。年底，成为屈指可数的“百元女工”，收入是一般工人的两倍。阿枫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她一年的收入是她在家乡烧炭的哥哥的收入的好几倍。每一元钱都来之不易，但看到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她希望可以撑下去。哥哥知道阿枫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她警告自己心爱的妹妹，“缫丝厂会把你的血汗榨干净的！”他要求妹妹再干一年就回来。

并不是每个女工都像阿枫那样能干。她的小伙伴阿时就很不幸。她不是那么机敏，也不是那么灵巧，她抽的丝总是质量不好，而且产量不高。她几乎每天都要被罚款，这意味着她将白干一年。因为母亲生病，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预支工资；工厂拒绝预支之后，她甚至向学徒工借款。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大张旗鼓的欢庆中，被排除在外的阿时投了河。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工作，非人的待遇。这就是早期资本主义工厂的情境。当然，还有更多的残酷和肮脏的现实，比如欺骗和谎言，殴打和强奸，等等。阿雪被少东家诱骗，她异想天开试图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她的命运连她母亲也不如——她母亲也被诱骗，毕竟还保住了自己的孩子。阿菊被恶魔的监工强奸，在纵火之后与爱人投了河。阿枫作为最出色的女工，在工厂工作了五年。她病倒了——如哥哥所预言，她被工厂榨干了血汗。她被扫地出门，没有工钱，没有抚恤金。新厂长——少东家说：“你们就是干活的机器，不能干活了，就必须滚开！”最后，哥哥背着阿枫准备回到家乡。在野麦岭上，阿枫去世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那个冬天，坐在暖洋洋的电影院里看这部影片，画面上的白雪皑皑被我想象成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冷漠。那时候似乎还有一点自己身处社会主义国度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甚至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无所谓——那是资本主义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再往后，我走上了讲台，也像当年的姚森教授那样每年都讲剩余价值生产，都讲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时候，我会时不时提到这部电影，提到阿枫和她的姐妹们。

我一直以为这样的残酷现实只是资本主义的现实。

十来年前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他的亲戚，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她是湖北山区的孩子，被招到汉口一家纺织厂做工。招工的人信誓旦旦，工资有多高，福利有多好，业余生活有多丰富。可是，她们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没有周末，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不能与家人联系，也不能单独外出。她们都交了押金，所有证件都被工厂统一收起来。受不了那种牛马一般的劳累，受不了那种漫无边际的孤独，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压抑，小女孩快要疯了。最后，她想办法逃了出来。多么戏剧性的历史再现，她就是我们的国度的，我们的时代的阿枫和她的姐妹。

再后来，我们又知道了富士康工厂的孩子们的跳楼事件，还有黑砖窑的奴役制度……

也许，“野麦岭”只是一个隐喻——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总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的与疯狂。也许，真正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真正建立市场制度之后，一切都会变好，一切都会如“库兹涅茨曲线”显示的那样有希望。

我们现在看到那种希望了吗？

     雾霾太浓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