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伤筋动骨，成本谁来承担？

( 2014年11月，环保志愿者在邢台调研)

26日，题为《河北副省长：APEC期间河北经济发展伤筋动骨》的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APEC蓝”一词迅速蹿红网络的同时，河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崇勇透露,APEC期间，河北停产限产企业达到8430家，停工工地5825家。限产、停工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历史罕见。

如果单从空气达标天数来看，是有所增加。河北前三季度，全省11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5天。

由于限产、停工期间，大量的工业受到影响，经营困难，已经波及到其他相关行业，最终，消费者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

笔者担心，一旦过了这个阵痛期，部分企业为了弥补以前的损失，不得不采取加班加点生产,部分设除尘脱硫设备或停摆，甚至顶风排污，由此加剧了大气污染环境风险。社会舆论压力也会随之而来，这给当地环保部监管又增加了新的困难。

要应对新增加的环境风险、政府不得不继续增加投入。如此反复，成本不减反增。这个成本不仅包括企业生产成本、人力成本，也包括与之相关联的健康成本和社会治理成本。

这个成本谁来承担？

“俺们河北如此受伤，谁来救救俺。”一位家住邯郸的网友刘先生吐槽，这几天空气是好了点，但是家人在附近钢厂上班，这几天就跟失业了一样，全家生计一下子吃紧。

“钢铁行业本来就不景气，现在要河北这样做，我们能理解。但是这个损失难道还要河北来承担吗？北京、天津会分担吗？”一企业员工诉苦，“要知道，很多企业都是从北京天津搬过来的。”

2011年7月，“废旧塑料之都”河北省文安县整顿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产业，使得北京的废旧塑料回收行业出现积压。

文安当地政府人士表示，多年来，北京等大城市持续不断往文安运来废旧塑料，其产生的环境成本不可计量，这对文安来说不公平。北京等城市应为输出的塑料垃圾承担责任，或处理这些废旧塑料，或给文安予以一定补助，以帮助建立起规范的企业。

对此，北京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想法把“垃圾”和“再生资源”的概念混淆了。

类似的争议在多个领域存在。笔者在对河北几个主要城市为期半年的观察发现，上述问题不仅出现在邢台、邯郸、唐山等重点燃煤工业城市，在保定、石家庄等地也很普遍。就在2014年，邯郸还接收了来自北京的一家污染企业。

饭碗还是健康？与昙花一现的空气变化相比，更多当地人关注的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早日提升。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之上。如今河北处于政策洼地，又是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区域。亟需建立更高层面的污染治理补偿协调机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倾斜，帮助河北尽快摆脱“2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第一，对于河北承接的北京、天津的污染型企业，从国家层面协调京津两地专家技术资源进行援助治理，包括开放部分实验室资源或提供设施援助。

第二，做好由于污染企业转移过程中工人就业安置问题，对确因家庭经济困难的职工子女教育提供每年3000-1万元的专项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来支付或中央牵头，地方分担部分。

第三，建议设立国家污染补偿基金，对于由于诸如APEC等重大会议或赛事，河北（或其他地区）为之停工或限产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国家给予适度的污染治理补偿或政策赋税减免倾斜。

第四，将生态治理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改变“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考核模式。

雾霾面前，京津冀能否形成“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关乎大气污染防治和协同发展的成效。

笔者认为，“会议式”或者“阵风式”治霾并非根治雾霾伤痛的良方，也不应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新常态。忽视三地经济社会的差异、牺牲“XX”保“XX”的做法将面临考验。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亦需重视起来。

2014年11月26日

新京报刊发链接：《治污“伤筋动骨”：环境饭碗怎得兼》

新闻背景：《河北副省长：APEC期间河北经济发展伤筋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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