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大家都同意，市场经济，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用中国人所习见的话说，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争议的地方是“先富起来”以后会如何？许多人凭借常识判断：市场既然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说明这些人比较适合这种自由竞争的规则。他们也绝不会仅仅是在起跑阶段才占据优势。他们“先富起来”后，拥有了资本优势，在竞争中更为先人一步，其优势只能是越来越大，怎么会越来越小？这样下去，社会的贫富分化岂不是越来越严重？另一派则指出：且慢！市场本身遵循着“经济规律”，有着奇妙的自我调节机制。按照这样的“规律”，市场竞争会让社会自动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

 

 

究竟哪种看法更为有理？这是Thomas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试图澄清的一个核心问题。他先把代表这两派的经典理论进行一番梳理，然后再排列数据，看看历史事实究竟支持那一方。

关于市场只会使贫富分化愈演愈烈之说，马克思即使不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更不用说，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的理论在中国占据着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地，影响格外巨大。ThomasPiketty的书名，表达了他要撰写二十一世纪版的《资本论》的志趣。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当然不可低估。那么，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功过究竟如何？以下是ThomasPiketty的评判。

根据马克思观察，在资本主义规则的支配下，资本将无限积累，资本家控制越来越多的财富；工人则沦为无产阶级，陷入的不仅是相对贫困化，甚至是绝对贫困化。考虑到《资本论》在1867年出版，马克思对于十九世纪前半期工业革命的描述还是相当敏锐的。当时工厂的工作条件恶劣、工时超长、工薪奇低，城市贫民的状况令人震惊，农村的景象则更为糟糕。与此相对照，则是少数资本家积累了前所未见的巨大财富。这些，都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出“末日预言”的现实根据：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制造越来越多日益贫困的无产阶级，让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这必将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埋葬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弱点，是没有系统的收入分配数据可依据。但根据现在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头60年，西欧（特别是英法德）工业化突飞猛进，工薪则长期停滞，接近甚至低于十八世纪的水平。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观察力还是相当敏锐的。马克思最致命的局限，是他的观察时段。在《资本论》出版后，即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局面开始转变。工薪的购买力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开始追赶经济增长率。当然，Piketty指出，即使如此，在1870-1914年这段时期，西方的贫富分化依然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上。只是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绝对贫困化”来描述工人阶级的状况了。毫无疑问，马克思无法顾及他身后发生的事实，其理论在这方面也没有预见。

在二战后，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对资本主义提出了与马克思的“末日预言”争锋相对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的初期，确实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贫富分化会自动在市场的调节下减低，不管是在什么国家，施行了什么政策。这一结论，所依据的是1953年美国公布的第一个收入分配的详尽数据资料。他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揭示：在二十世纪初期，即1910和1920年代，美国最富的10%人口占有了45-50%的国民总收入。这个比例到1940年代下降到30-35%，说明贫富分化在急剧缩减。紧接着库兹涅茨更进一步，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说。

所谓“库兹涅茨曲线”，简而言之就是以贫富分化程度为纵轴，以人均收入为横轴。贫富分化先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持续加大，到达顶点后再随着人均收入的继续增长而持续缩小。这样的发展趋势，在坐标系上就形成了一个“钟曲线”，或许多学者所称的“倒U形”。（如图）

（库兹涅茨曲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解释：这背后有一套“经济规律”在驱动。工业化顾名思义就是盖工厂、造机器，需要大量的投资。在工业化初期，“第一桶金”还没有赚到，社会相当贫困，资本变得奇货可居，投资能够奇迹般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的回报当然巨大。与此同时，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随，大量农民进城，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压低了工价。

这在马克思时代格外突出：“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作为赤贫人口涌入城市，有口饭吃就已经谢天谢地，毫无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些都导致了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但是，当工业化成熟、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该建的厂都建了，该造的机器也都造了，资本投入趋于饱和，回报开始降低。此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赖劳动力本身的素质。“人力资源”、“人力资本”越来越取代物质资本而成为增长的主动力。

最近几年被中国经济学家所热议的“刘易斯拐点”，其实也可以放在这个框架中解释。根据“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工业化初期，享受着来自农村的、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扩张无需面对提供工薪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投入越多，企业规模越大，可利用的廉价劳工就越多，利润也越大。这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但是，一旦进城的农民被工业化所充分吸收，资本积累就必须面对提高工薪的压力。这就形成了所谓“拐点”：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还有争议，但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第二代民工早已不象第一代民工那样有活儿就干。他们“胃口”大得多。乃至城里人开始抱怨：这年头连个保姆也“漫天要价”。为什么？过去即使是在城里，也是有钱的人少，没几个人请得起保姆。挣保姆费的机会很珍贵。如今呢，大家都请得起保姆，谁稀罕你那几个钱？社会富裕了，资本就象这种保姆费一样，供应充足了，也不稀罕了。稀罕的是干活的人，特别是干活利落的人。

库兹涅茨以系统的数据研究革命性地改造了经济学，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曲线”，也变成了经济学上的常识。这一理论的寓意也是一目了然的：既然制造了一时的贫富分化的市场经济还会自动把一切都平衡过来，那么市场就会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带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一理论提出时，正好赶上冷战，马上就具有了政治意义，为市场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天然优势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连库兹涅茨本人也承认：他所观察到的贫富分化的剧减，基本是个偶然，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现象。在1953年最初的研究中，他还警告读者不要轻易由此得出什么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到了1954-55年，他的调子大变，把这一发展当作的资本主义的大趋势，在没有提供任何论据的情况下坚称：即使没有大萧条和二战这些因素，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也会同样减低贫富分化。

他称这种对于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乐观，一大目标是让那些发展中国家跟着西方走。到了八十年代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凯旋，弗里德曼式的自由经济理论大行其道，所根据的也是同样的“事实”：既然市场如此神奇，为什么还需要政府的干预呢？用里根的话说，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问题是，库兹涅茨最初的研究，所依据的是1913-1948年间美国的数据，和马克思一样同样存在着观察时段的局限。在Piketty看来，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库兹涅茨的理论，都属于“瞎子摸象”式的经济学，摸到哪个部位就说大象就是那个部位的形状。

马克思看到了1860年以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急剧贫富分化，就认定这是资本主义的规则：贫富分化的愈演愈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库兹涅茨则看到1913-1948年美国贫富分化的日益消减，也马上声称这才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规律，发明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自我平衡的“童话”。在各打五十大板之后，Piketty首先要在观察时段上避免两位前辈的局限，力图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观察的基础上。

为此，他和他的同事收集了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数据资料，不仅涵盖了美英法德等主要国家，而且在时间上（视国家和统计资料之不同）最早回溯到十八世纪末，最近则一直延伸到2010年。这是迄今为止对现有数据资料所进行的最为翔实系统分析，颇有大数据时代的风采。因为数据规模过大，已经无法为书中的众多表格所陈列，要另建网站予以公布，便于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检验。这也是社会科学在数据运用上的一个创举。

根据这一更为全面的数据分析，Piketty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简单地说，他把“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彻底颠倒过来，形成一个正U型的发展：1870-1914年，也就是一战以前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欧洲维持着高度的贫富分化。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明显低一些，贫富分化的顶峰是在1929年大萧条爆发的时刻。欧洲从一战开始贫富分化急剧下降，原因是战争摧毁了大量财富，战争动员和战后重建则提高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美国受一战冲击有限，这种发展略迟一步，但随着大萧条的爆发在1929年后也开始了同样的过程。到1950年前后，欧洲和美国的贫富分化都降到了最低点，并大致把这一水平维持到1980年。1980年以后，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再次急剧加剧，至今没有缓解的迹象。照此趋势，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很快将达到或超过一战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库兹涅茨的研究掐头去尾，只覆盖了贫富分化下降的过程，对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贫富分化在低水平上的维持也涉及不多。而他在1985年去世，对贫富分化的迅速反弹也没有机会观察。在这方面，他与马克思的命运并无本质区别。

Piketty进一步指出，他所描绘的这个历史大U型，背后的动力绝非仅仅市场。恰恰相反，从一战到1970年代，西方经历了两次大战、大萧条、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包括对富人一度高达90%以上的掠夺性税率。这些都是降低贫富分化的核心因素。到了1980年，等库兹涅茨的理论成为普遍的信念、“保守主义革命”开始放任市场竞争时，贫富分化立即攀升。可见，贫富分化的加剧，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范围内，多是在对市场放任的情况下出现的。矫正贫富分化，则主要是靠政治过程。这种政治过程也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的、灾难性的外在冲击，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一种是主动的、内在的调整，比如民主政府所施行的针对富人的高税收和针对全民的高福利制度。

我个人对Piketty的叙述有两点补充。第一，他在批评马克思时提到，马克思没有机会观察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工业化发展。那个时代，工薪购买力的提高开始追赶经济发展，劳动阶层的绝对经济状况开始改善，尽管贫富分化仍然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这一时代，显然不是他分析的重点，故而就这样点到为止，未能细论。

我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阶段，工薪购买力的提高是否能单纯地归结为市场的自然调节，也大有商榷的余地。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在政治上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英国工人阶级没有听从马克思的召唤去推翻资本主义，一大原因是他们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入政治过程的可能性不断扩大。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选举权扩大了50%，但劳动阶层大部分因财产资格的限制依然无权选举。有选举权的，大致仅为男性选民的七分之一。此后，以劳动阶层为社会基础、要求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权的“宪章运动”风起云涌，工会运动日益壮大。到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选举权倍增。到1868年时，虽然依然有财产资格限制，但实际上所有家庭的男主人基本都拥有了选举权。劳工阶层进入选举过程，最终导致工党的成立，成为议会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并频频成为执政党。一系列对工人的保护措施，如对童工、工时的限制等等，也在这个时期成为法律。

我们很难想象，工人所获得的这种政治权利和他们工薪购买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关系。事实上，在落实普选权和取消选民财产资格的问题上，保守派反对的一个核心立场，就是担心政治民主会侵犯私有财产：如果无产者获得了选举权，并且在人数上超过有产者，他们何不投票废除少数人的财产？可见，工人的普遍政治权利，至少在当时的保守主义者看来，是对市场规则的威胁。然而，正是这样的政治权利挽救了资本主义。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否认普选权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

第二，Piketty在对库兹涅茨的批评中，把库兹涅茨描述成弗里德曼式的极端市场主义者，忽略了库兹涅茨本人对福利和政府行为的肯定：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贫富分化的减低，并非全靠纯粹的市场调节。库兹涅茨指出，贫富分化的降低，一方面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也是不断民主化和福利国家的崛起而导致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忘记，库兹涅茨在发展他的理论的五六十年代，恰恰是西方世界福利最高、税率最高的时代。库兹涅茨自己并没有把这些政治因素排除，而是把这些视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优势的重要部分。只是在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之后，弗里德曼式的经济学当道，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才被神化为“经济规律”。

总之，Piketty的结论，以及他所引导的思考路向，不仅颠覆了所谓市场万能、可以自动把贫富分化调节到良性水平的理论，也为民主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提供了相当的合法性依据。

这使得保守主义阵脚大乱，立即组织对Piketty的批判。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当然莫过于摧毁Piketty的学术信誉，以回避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讨论。这方面最大的一个成果，是ChrisGiles在《金融时报》上对Piketty的数据进行的重新分析。他指责Piketty操纵甚至篡改数据，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人们马上发现，Piketty只是运用了统计学上惯行的处理方法，为了把一些不可比的数据变得有可比性，进行了必要的技术调整。这种调整当然会引起争议，Piketty自己也说他的数据分析大有改进之余地，但这和篡改数据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Piketty仅仅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应，称对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工作。ChrisGiles还具体指出，Piketty对英国的分析非常不靠谱儿，并坚称英国近年来并没有出现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Piketty对于美国的分析，也很不专业。

Piketty挖苦地回应：如果《金融时报》发现没有出现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这可是个大新闻，为什么不自己赶紧报道呢？美国的数据，他承认自己不是作得最好，要求大家看两位专门研究美国的伯克利经济学家EmmanuelSaez和GabrielZucman的最新成果。他们的研究显示，Piketty对美国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夸张，反而是远远低估。连和《金融时报》同属一家公司、以支持市场经济著称的《经济学人》也发表文章指出：尽管Piketty的数据处理有种种技术性的争议，但根本没有学术上做手脚之嫌疑。ChrisGiles对Piketty分析结果的修正，即使成立，也和Piketty的原初结论大同小异，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上谈不上修正。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使ChrisGiles的指责完全成立，也很难抹杀Piketty的意义，即对正统的市场理论的颠覆。在Piketty看来，经济学还远远构不成一门科学，经济学所揭示的东西都还相当皮毛。他对美国人对经济学家的崇拜感到颇为不齿，乃至20岁拿到MIT的教职后很快放弃，回到了巴黎。他声称，美国的经济学家被捧得忘乎所以，其实都是在干很无聊的事情。在欧洲，经济学家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反而能放下身段研究真实的问题。

库兹涅茨对美国35年数据分析的结论，马上被神话为“经济规律”。Piketty实际上是把库兹涅茨的方法发挥到极致，把数据分析的覆盖范围最大化。但他从不声称自己找到了什么“经济规律”。他最基本的结论是：从我们已知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上看，所谓市场能够自动调节贫富分化的“经济规律”缺乏证据；我们能够找到的证据恰恰相反，揭示了对贫富分化的有效调节大多要归功于政治过程。

Piketty只是要求大家忘掉“经济规律”而回归常识，回归经验事实：资本主义既非一定要被埋葬的罪恶制度，也非皆大欢喜的“童话”。市场竞争依然是现代经济的主流。但这不意味着对市场必须一味放任。相反，当市场竞争偏离了我们的社会理想时，就必须通过其他手段对之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