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行情正在进入尾声阶段。回顾整个2014年A股表现，诚如年初的预计，是改革预期推升行情演绎“非对称”结构行情。以市场热点来看，上半年围绕军工与网络信息安全，以及下半年国资国企改革、核电、地域发展规划以及由沪港通、降息等促动的以券商代表的蓝筹股价格重估等，无不体现出改革这一背后最主要的推动威力。与之对应，宏观经济基本处在景气低迷期，虽表现稳定，但相对乏善可陈。
对明年证券市场展望，笔者认为在经济增速换档背景之下，改革预期与市场创新仍将是推升行情运行的内在逻辑。由于一系列经济扰动参数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运行将会出现新的特点，新特点之下的政策变革将续投射进二级市场，并且其外溢效应将可能扩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勾划出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的蓝图。如果说2013年是我国经济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与“预热”元年，2014年就是这一布局正式实施的“启动”之年，从一个连贯的时间周期来看，改革则仍旧处在启动初期，2015年应当是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时间节点；同时，刚刚结束不久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勾划了依法治国蓝图，将改革设计推进至政治文明建设层面，2015年的新改革会在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全面展开，这一前景应该是明确的。顶层设计的落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落实的方式是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2015年“改革进行时”，政策指挥棒如何在时间序列上“起、承、展、合”，将在时间契合方面为2015年“非对称结构行情”提供新的主体机会。
2015年宏观经济方面的趋势也将是明确的，其方向是中国经济处于由超高增长到中高速增的转轨变型途中，2015年同样是“进行时”。经济增速可能继续下台阶，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同比在7.5%左右，预计2015年将至少在目标制定方面明显低于这一数值，可能在7%-7.2%一带的区间范围之内。政策目标弱化对增长指标的考核强调，这本身即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宏观经济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变化，2015年政策目标将继续瞄定以最小的社会成本确保“转轨变型”过程尽可能平滑与平稳，其核心表现是就业与物价的双重稳定。
政策层面的变化则在于以下方面：
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开始我国开始大幅收紧货币发行总量，2014年前11个月，央行调控的总基调是坚持结构思路，尽可能在公开市场操作用保持中性，同时试图以结构放松方式引导市场资金成本下行。而为应对经济持续下滑以及通缩风险，央行在11月底终于逆市场预期，启动总量调控工具，进行非对称降息，以此次降息为标志，货币政策步入总量相对宽松进程。由于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与通缩压力持续存在，2015年预计将可能会有2-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降息机会，频率与幅度取决于宏观数据指标的阶段表现，而经济指标表现则又与财政等其他公共政策、改革推进力度，以及市场响应程度有关。
其次，我们预计，2015年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城市场化进程中，城市与城镇人口集聚对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新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在各个方面，一个观察窗口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场地铁网络发达程度与伦敦、东京、纽约、香港等发达城市相比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我国广大的覆盖更多人口的内陆大、中城市之中，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地铁交通，投资空间相当巨大。对广大的中小城市而言，城镇化过程中的新需求体现在城市公共交通、城市排污、供水、供汽更科学、更合理规划布局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投资空间同样巨大。二是国家区域开放战略布局的具体落实，省会城际“8小时交通网”的打造，京津冀一体化、新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使得我国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与内陆接壤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一战略2015年处于加速实施之中，而以高铁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为代表，对外投资“走出去”战略则可以开拓未来更长久的新增长空间。三是对发展中问题的解决，集中体现在大气、水与土壤等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而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生物工程、健康医疗等新兴产业的培育等，2015年也将进入加速推进期。
第三个大的方面是经济、社会与政府体制改革方面的改革配套与政策推进，范围涵盖相当广泛的领域，包括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与公共部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与户籍、医疗养老保障相关的涉及中居民自由迁徙权益的改革，注册制推进，房产税试点，以“营改增”与央地财权、事权划分为核心的财税制度改革，财政预算制度改革，阳光财政，以及反垄断与涉及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行政管制放松，等等。这些内容中大部分改革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但经过2014年的预热，2015年有望进入加速推进期。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核心，在于政府等公权力依法执政，同时，与放松管制对应的是严格的动态后续监管，因此政府等公共部门的职能改革，也将会在未来一定时期之内成为常态，2015年也将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5年的经济内部风险主要在于房地产产业链的景气回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三个方面，风险的化解年内已经在推动解决，市场预期相对较为充分，因此预计不会演变成经济系统性风险。另一个风险是来自境外市场与发达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是美国全面退出QE对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下行引导，这种引导与国内需求不足交织，已经使得我国PPI同比指标连续三年为负，使得国内经济可能面临通缩压力；而另一方面，欧洲央行与日、韓等国却开始启动各自国家或经济体本币的QE以试图摆脱经济低迷。美国经济率先复苏与其他发达经济体走不出低谷，政策在杯葛中反向共震，可能使2015年国内政策推行面临更多复杂背景。但政策依托基点仍在于国内方面，且与各项改革高度关联，同时，在货币与货币政策总量工具放松的背景之下，如何防范传统粗放、落后产能投资伺机回潮，需要引起中央与地方各级决策部分足够重视。
总结来看，展望2015年，我国经济预计将继续在换档转型中平稳运行；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之下，财政、货币政策重新趋向积极，但预计与几年前四万亿“漫灌式”投资相比不会相同；各项改革持续推进，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生产力，激发社会自发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市场热点与机会方面，改革投射于资本市场，继续给市场带来结构交易机会，同时，改革预期将与市场自发创新、消费与服务的恒久增长催升的机会（如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应用与传统产业融合，以及现代物流，消费等）相辉应，交替或共同构成2015年行情演进的主线。
刊载于同日《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