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这是继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企业融资成本高的十条指导意见之后，国务院层面再次强调解决融资成本问题。

短短三个月时间，就连续出台两个文件，就如何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分别提出10条措施，可见，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关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如果是发生在民间金融、地下金融、非法金融领域，还能理解。毕竟，这些都是不规范行为，只有依靠金融秩序的整顿与规范才能得到解决。但是，为什么这些行为发生在银行身上，监管部门也无能为力呢？到底是银行太强势还是监管部门太无能呢？要知道，不管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明确的融资成本标准，为什么到了企业手上，融资成本就要大幅上涨呢？难道监管部门对银行等的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行为，不进行任何的检查和监管吗？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处理吗？

“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 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等，当然是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矛盾的方法，但是，仅靠这些技术性处理手段，能够产生多大作用呢？又能让银行等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就算允许银行将存贷比上升到100%，对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问题也不会有任何作用。技术处理，只能对某个方面、某个局部产生影响，在某个特定时期发挥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从体制和机制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事实也是如此，银行敢在政策法律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扮演地下金融组织的角色，擅自提高对企业的融资成本，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垄断，就是没有竞争，就是没有危机感。想一想，在实体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银行的利润仍然高得惊人，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格局的。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银行的不规范行为太多，而这些不规范行为，又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庇护和默认。

我不知道，监管部门有没有认识到，按照中国银行目前的经营理念和思维，总有一天，会爆发比美国次贷危机更大的金融风险。因为，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不是从正面去发挥、从正面去推动企业的更好发展，而是在将实体经济向死里推。如果有一天，实体经济全面崩溃了，银行还能独善其身吗？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能够支撑得住银行吗？显然，银行的行为，是在给自己挖坑，是在给自己设陷阱。

从`技术上对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进行处理，是需要的，也是积极的。但是，所有这些处理手段，必须要在银行的现行管理体制被彻底打破、垄断必须被彻底消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出现的融资难问题，还能归结于银行对风险的担忧、对风险的把控，还能够理解的话。现在出现的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就完全是银行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了，是现行管理体制和机制不支持银行成为有良心、有责任的企业。那么，改革就成了必然，改变就成了必须。用马云的话说，就是你不作出改变，我就来改变你。

很显然，打破垄断，让非公有制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无疑是改变银行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因为，银行敢于做出许多无良的行为，就是因为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没有危机感，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待服务对象，且服务对象不能有任何的反抗之意。如果能够让非公有制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企业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那么，银行也就不敢这么肆无忌惮。一旦企业和居民将服务转到非公有制银行，这些国有银行就将面临破产的格局。

殊不知，这样的结果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因为，一个余额宝，不就让银行作出不小的改变吗？如果金融领域放开了，国有银行的日子一定不会比放开市场后的供销社和国有百货公司等的日子更好过。关键就在于，决策层能否下这样的决心，是不是真心想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总之，只要不对银行管理体制作出根本性的改革，所有的技术处理，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到头来，经济与金融的矛盾，有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突出的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