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认为一种商品的价格如何究其实质而言跟存在监管费用有关，即商品可以监管的那些部分被算价，而那些不易被监管的部分就被忽略了。

比如，他举香港电影院优等座票价格比实际可行的价格偏低的例子，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降低监管费用，使得优等座可以先坐满。

比如，时间工资和件工工资，前者的工作无法以件计酬，委托以时间计价，因为时间比较容易监管，业绩和产出也可以后效检验，而且监管不同则其工资形式也不同。

市场上同种不同款的商品其价格差异体现在何种指标上，这些便是监管的环节。那么，这些环节的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如果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上共同决定的，那么，张五常说没有专家就不会有古玩拍卖、奢侈品这一行业，可见是监管费用切入市价进行市场操作的。

如今，电影院可以自由选座而且票价一致，演唱会则如前例分各种等级的票价。这也诚如斯言，电影院在场次、影片上的选择增多，而且面临外部竞争如电视和互联网也在增加，总之因为人们的选择增多，只有放开座次才能吸引观众，或者说这已经不再是需要监管的部分。如果人们选不到价格合理的座次则易放弃去电影院而转求其他，但演唱会不同，时不再来，物以稀为贵，观看与否的效果相差悬殊，其补充性很低。监管费用的起点自然很低，票价很高，因此可以做出各等票价。

监管费用的高低与交易价格的高低有直接关系，降低监管费用才会寻求价格的提升。再深入分析，电影院与演唱会场所租值不同，演唱会的选择性很低，其租值比之电影院为高。电影院可以一直不停使用，其租值被分摊的比较稀薄，这也体现在对票价的影响上。再者，演唱会的受众比较集中，定向比较强，其观赏价值与普罗大众的电影影片不同，所以演唱会可针对不同观众有不同的票价；电影片日益增多，百花齐放，不同观众可以选择不同的影片，座次已不再必要的监管之列。

时移世易，监管费用始终存在，但会体现在不同的环节上，或许将来演唱会也会因为座次的监管不能体现在价格上而取消。

由上可知，那些监管的部分易于做价，缺乏市价指导的交易将造成疏于监管的后果。但有时即使存在市价的指导还是会出现监管不力的现象。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指导南京做好绿化，不要从栽种小树苗做起，可以向郊区的农民购买已经成材的树木移植过来，既让市区早日实现绿化，又让郊区的农民因此获得收入，一举两得。但今年青奥会之后，借机青奥会进行绿化的成材树木大量枯死，一种措施两种效果，差异何其大。难道是季节不适？难道是养护不得力？难道是复制粗糙？其实这些都不足为据，应该是前次的实施太成功，复制者便疏于监管，将监管费用也托付于前次的尝试之中。

所以，持续交易的活动往往以首次或者前几次的监管费用付出为便利而用于以后的交易，可行性尚可。但是置于复制生产领域的成功案例，因为监管不可复制则往往遗漏决定价格的环节而失败。

厘清监管费用何在是制定价格的基础，但监管费用并不存在时序上的决定性。如果这样就不会有新产品、新企业、新规章的问世，相反，而正是这些决定了监管费用的变迁。但是，监管费用是制度费用的一部分，转化为市价不惟有此，新兴企业未必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