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思想浅谈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并称，统称显学，曾一度非常显赫。到西汉中叶之后，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墨学才渐渐式微。然而中国农业经济根源由来已久，作为社会底层的小生产者劳动阶级也一直存在，使得墨家的思想在历史舞台上并未完全消失，它主要以精神渗透和积淀的形式对后代产生观念和行为上的影响。

   “兼爱”是墨家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它要求视人如己，爱无差等。“兼爱”首先就要求人在人格、地位上的平等。“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墨子已经表明在“天”的面前人没有长幼贵贱的区别，都是“天”的臣民。在众生平等的思想下，“兼爱”与否就成了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墨子提及“兼相爱”，必然与“交相利”相联系，墨子的利，并不是我们常说的个人利益，一己私利。《非攻》一文中，因一己私利而“亏人自利”的行为受到了墨子的无情批判，而“有力者疾以助人，有才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的利他行为则受到了推崇。

显然，墨子“以利相交”不仅仅包括建立在实际物质基础上的人际交往，还包括以“义”为主的道德上的影响与交流，墨子思想中“‘功利’才是‘义一善’的内容，而‘义一善’不过是‘功利’的道德形式。”《经说上》就有“义，利也。”把义与利等同起来，只要是符合天下公利的行为，就是义。此外，《天志下》中“义者正也”，把义的内涵更加扩大，包含了“正当”这一概念，才使义有了“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的”（《墨子·天志下》）作用。他把义放在了“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的最高地位，使其成为评价远近亲疏的重要标准之一，并且要求“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上》），倡导的是义在私利之前、合乎天下公利的行为。

综上所述，墨子推崇“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兼爱下》）的兼爱思想，特别是墨家兼爱思想主张的以利相交，因义相聚所表现出来的见义勇为，爱憎分明，同生共死等崇高思想无一不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折射，对当下的社会大众也有很大的感染与启发作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