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富强，就是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发展良好，国家综合实力强大。形象的说法，唐代大诗人在《忆昔》上描绘的开元盛世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丶“武宣盛世”丶“贞观之治”丶“开元盛世”等等，至今令后人无尽向往。社会主义的富强观，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发动战争的掠夺。列宁曾分析出中世纪以降，欧洲国家间频繁的战争与欧洲洲现代国家制度形成的关系。远处说，在1490年，欧洲的8000万人被分成200个国家；近处看，今天约6亿人则生活在不到30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富强，首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使人民享有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978年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发表南方讲话，“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两弹一星”是让中国成为有重要影响力大国的标志。为什么要搞“两弹一星”？1950年，美国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所以，毛主席当年说，“原子弹，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两弹一星”的成功吿诉我们，旧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富强为价值导向，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才能实现国家的强盛。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1982年论证批准，1987年开工建设，1994年建成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中国核电事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也是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下，国家富强的确标识。在致强丶致富的道路上，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连续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0倍以上，用10年时间构筑起一些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基本社保网，不到20年里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超过70％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富强，是不搞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依靠对外掠夺扩张的方法，而是依靠自主创新。2011年9月29日，我国发射“天宫一号工”成功，这是我国航天事业的飞跃，也是中国科技创新丶科技自主的重要一步。按照规划，中国真正意义上载人空间站将在2020年前后建成。未来社会从发展丶变化的实质看，是创新型社会。当代中国要富强，只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用，真正掌握核心高端技术，抢占战略制高点，才能牢牢把握经济丶军事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2丶民主。民主的本意是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徳在《历史》一书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用来指希腊城邦国家雅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是神权丶王权和等级差别的统治，既没有民主自由，也没有人权。中世纪末以降，欧洲资产阶级建立了议会制丶两党制（多党制）丶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近年来，西方搞“民主输出”，搞“颜色革命”，但是，虽然全世界人民都要民主，但西方的民主形式并不具有普世性。

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晶。

         “参与和对话”为主要特征的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更内化为一种价值追求。关于民主，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建设超越了西方？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书中展开了中美两国三种力量关系的比较分析。美国模式中，目前这三种力量之间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制度已被资本力量所驾驭，“钱主”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民主”。而在中国，这三种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政治力量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制于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因此，中国模式尽管还在完善之中，但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比美国梦更光明。不仅如此，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制度安排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制度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当然，制度超越是就三种力量关系的比较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等；　也不意味着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国家，事实上在价值观形成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