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龙钮王印”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
孙昌喜
2013年3月至8月，湖南石门、湖北石首、河南商丘、四川成都相继出现全国罕见的制式相同、大小有异的两种铜制“龙钮王印”，其中“副统之印”三枚，“南郑县印”一枚。（下称龙钮王印）：
三枚龙钮铜质“副统之印”大小轻重基本相同，全高11厘米，边宽4.5厘米，重67克；龙钮铜质“南郑县印”制作格式、文字内容与“副统之印”完全相同，但规格不同：高15.3厘米，长6.2厘米，宽5.9厘米，重900克。以上四印均有图片、实物，有持有者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受持有者嘱托，不得透露具体信息。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秘介绍“龙钮王印”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
一、“龙钮王印”所赋文字图片内容的起源与含意
首先说说几句题外之话。根据金朝官制，“副统”相当于现代副省正州级官衔，远在与“猛安”平级的县官之上，为什么官印反而小且轻，县印却大而重数倍以上？这主要是职司作用不同。县印是地方官平时置于案头作为执政信物之用，不需随身携带，需“大而重”方显其“地方政府”之威严；而“副统之印”是用于调用军队的“兵符”，需要随身携带指挥调动军队，所以需要小巧玲珑。
“南郑县印”不以“谋克、猛安”等金朝官制制发，是依从宋朝的官衔习惯，封的是原属于宋朝管辖范围的官。当时的陕西汉中地区的南郑县，是海陵王完颜亮的叔叔金兀术与南宋皇帝赵构“绍兴议和”后，划归金朝的。当时完颜亮随叔父金兀术征战，正参与其中。他对南宋州县历史文化及官制非常熟悉，按宋朝官制授予其印并不奇怪。
“副统”军衔无论在金朝早期还是在晚期，官职都不算大，一般的“副统之印”构造都非常简单，除了能证明年代、官衔或制发时间以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化信息。龙钮“副统之印”则不同，一方小小铜印容纳蕴藏了反映宋金时代政治、经济、生活观念、工艺技术等多方面的信息，说它集当时的中华文化之大成，一点都不为过。
先从印的龙头和前面的“龍”字说起。龙的来历及含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早在四、五千年前，人类处于氏族社会时，每一个氏族，都拜一种动物，如牛、马、虎、鹿、蛇等，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后来，有个强大的氏族，把其他氏族都吞并了，就把各个氏族的动物标志挤凑在一起，虚构出一个最凶猛的动物形象，这就是所谓“龙”的来历。 “龙”在我国古代书籍中的记载，一向是众说纷坛的《礼记·礼运篇》中就称“龙、鳞、凤、龟，谓之四灵。”《说文》中说“龙”是鳞虫之长，能细能巨，能长能短。《北大荒经》：“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具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谓之龙。”可见很早就把龙当作灵气的神物。自有皇帝开始，龙就成了帝王的象征，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把自己视为天上的“真龙”下凡，龙的形象成为皇权的“专利”品，无人可以僭越，其标志决不可越位而用，否则即视为叛逆。但从精神层面上，古往今来，“龙”又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与沉淀，成为中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象征。
金朝的“龙钮王印”嵌以龙姿龙头、镌刻“龍”字，表明制印者对中原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反映出了明显的政治企图，决非随意所为。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详细解读。
再说“龙印”后面篆刻的繁体“壽”字。“壽”字结构复杂，记忆却很简单，只需记住“士门工、一口寸”的写法口诀就行了。寿字的发源史同样悠久。中国汉字是沿着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造字规范创用的，寿字也是一样，最初的寿字也是以象形的字态，出现在汉字的宝库中的，象形字源自于对实物的写意，但寿字没有具体形态，所以很难造出象形字来，寿字的象形是从远古的传说中演变而来的。
伏羲氏时期，根据"龙马驮书出于黄河"，而演八卦，创造了"龙书"；新石器时期的神农氏创造了"穗书"；黄帝时期仓颉创造"鸟迹书"；尧帝时期的"龟书"；高阳氏时期的"蝌蚪文"等等，虽然都是取其实物形态，用以表达寿的含义，但它只是作为一个吉祥的图案出现，还没有六书造字的规范特点，只是寿字的雏形。
据考证，寿字的运用，是从商代开始的，但那时还没有合乎规范的象形字出现，所以，人们便从甲骨文中借来一个"畴"字作为寿字，因为"畴"就是田垄的意思，当时种庄稼都是随形就势，田垄是弯弯曲曲的很长，它又有长久长生的意思，于是大家便约定俗成，把"畴"作为寿字的标记，寿字就统一起来了。后来 人们认为垄是在地里边，人们就给它加了一个田字旁，一边取意，一边取声，所以又带有形声字的意思。因此甲骨文中的寿字，便以"畴"字假借，在此基础上变化出现了千变万化的体态。
到了周代，形声字的"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到春秋战国，诸侯各自为政，出现了"百里不同风"的文字混杂局面，但寿字的写法依然大同小异，直到秦统一中国，统一文字，改大篆为小篆，才统一了寿字的写法，但这时还没有寿字的读音，到了两汉，文字发生了变革，由用笔圆转为方折，字形也由长变方，逐渐出现了隶书、楷书等字体。
由此，寿字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象形、假借、形声、转注的造字顺序演化而成的。而且形声居多，但也不排除少数指示字和会意字。比如画一圆圈，长四爪，长一头一尾，就是一个龟的样子，用这种东西指定它为寿。三国时期的曹操写的《龟虽寿》诗，把“龟”与“寿”紧密联系起来，当是“但愿人长久”之意。寿字的广泛运用和它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体多变，超过任何一个汉字，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无法比拟的。金代制印者把“壽”刻于“龙印”之上，表达的是“权长远、人长寿”的意思，既是一种自我期许也是对持印者的激励，一意相关，奥妙无穷。
按“龙印”坐北朝南方向，其右侧竖排篆刻“王印、时来运转、升官发财、金玉满堂”14字。其含意：一是注明发印者的身份是“王爷”，不是皇帝或其他官府衙门；二是给予持印者一种承诺和“步步高”式的诱惑。意思是“我现在虽然是王爷，很快就会做皇帝。只要跟着我好好干，听从我的指挥，马上就‘时来运转’、‘升官发财’，‘革命’成功后将封妻荫子，‘金玉满堂’”。
其左侧竖排篆刻的“福在眼前、蝙蝠戏金钱”两条字中间，夹着一大两小三个蝙蝠围绕两枚铜钱，是右侧文字的注脚与延伸。印中的“时来运转”一词源于“时运”一词复合组成，也是老成语“时运不济”的对应词。古人认为人一生的吉凶遭际均由命运决定，并通过时间的运转表现出来，称为时运。“时运”最早出自《淮南子·要略》，谓时光流转，节序变化。即“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太平经》丙部之十二：“天地之运，各自有历。今且案其时运而出之，使可常行。” 《汉书·王莽传下》也有“其或顺指，言‘民骄黠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 莽 说，辄迁之”的记载。晋代陶潜写有《时运》诗四首， 其中第一首就是“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与“时运不济”意思相反的“时来运转”，是指时机来了，命运也有转机，情境有了很大变化。人有三衰六旺，都不可能一生幸福和一生贫苦，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时候到了运气自然会转，这就叫时来运转。最早出处据说是《隋唐演义》。那么，宋金时代的官印使用这个汉语词语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龙印”左侧的竖排篆刻“福在眼前、蝙蝠戏金钱”也不是只有现代人才使用的词语和图案。有一个传说，“福”字的发明权是周朝的姜子牙，即姜太公。姜太公封一大批神仙时，把自己的妻子叶氏封为穷神，还告诉她说:“有福的地方，你不能去。”从此，家家过年贴福字，就是告诉穷神，我这里是有福的地方，你千万不能进来。福字，就是摆脱穷困、追求幸福的象征。
在我国，福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约有三千年历史。甲骨文中的福字，是装酒器具在神前的形状，因为古人用酒象征生活富裕。现在的福字，由示、一、口和田组成，示，指神抵;田，指耕地、打猎;一字，按《说文》解释说:“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口字，《说文》说:“口，人所以言食也。”在这个福字上，寄托了老百姓祈求得到田地，以满足温饱需求的愿望。把福字贴在门前，文字记载有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贴春牌”，就是把福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前。由此可知，贴福字的风俗，至少从南宋已经开始。那么，作为以海陵王完颜亮为首的熟谙南宋文化的金朝“精英”们，懂得“福”字的运用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蝙蝠戏金钱”，把蝙蝠与金钱紧密联系起来，有人认为大金朝早期不可能有这种理念与说法。蝙蝠是哺乳类中古老而十分特化的一支，因前肢特化为翼而得名，分布于除南北两极和某些海洋岛屿之外的全球各地，以热带、亚热带的种类和数量最多，我国地大物博，蝙蝠自然遍地皆是。由于“蝙”字与“遍”字同形，“蝠”字与“福”字同音，所以很早以前，民间便将其引伸为“蝙蝠蝙蝠，遍地是福”，表示福气多而广，故以“蝠”为福，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福”与钱是不可分离的，有福还要有钱，有福有钱才好玩。与“金玉满堂”相对应的目标自然是“蝙蝠戏金钱”。这是宋金文化的集中反映，是当时的人们追求的一种时尚。
二、判断“龙印”出自海陵王完颜亮的史料依据及理由
我在《金代龙头“副统之印”探秘》（载《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5期第333页）一文中说过，“龙头铜印制式诡异，显现出制印与持印者的不同寻常。……其标现‘龙头、王印’信息，就大有玩味之处、值得引人深思了。龙头和黄色是历代中国帝王九五之尊身份的象征，也是中华中原文化的一大特色。‘王印’顾名思义是皇亲或藩王所用之物。此两者均与金戈铁马入主中原的大金朝统军的武将副官用印联系在一起，与传统的‘副统之印’大相径庭”。由此可见，“龙钮王印”非金朝一般职司衙门和一般人所能为。因此，我将其称之为“龙钮王印”，以示与“官印”相区别。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景爱先生在他所著作的《金代官印集》（下称《官印集》）中的有关表述，明确佐证了本人的这一观点。
金朝早期官印依从辽、宋旧制，海陵王完颜亮登位主政后才逐步规范完善。金初制作官印要求并不严格，也非“中央政府”统一制造颁发，“少府监和地方上的总管府，都可以颁造官印”。但是在制印质料、形制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和区别。据《官印集》载，在质料上“帝后玺印用金、用玉，称作〖宝玉〗；皇后、太子之玺印，皆用金。不过也有例外者，例如皇帝的〖礼信之宝〗初用铜，后改为用银。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亲王、尚书令之印，均是金印；一字王、诸郡主和正一品、从一品官印，采用金镀银印（银印镀金）；正二品、从二品官印，采用金镀铜印（铜印镀金）；三品以下的官印，均用铜印。”在钮式（形制）上区别也很大。《官印集》曰，“据《金史》记载，皇帝、太子、亲王以及三师、三公的玺印，与一般的官印不同。除质料不同、大小有异以外，在钮式上也有区别。皇帝玺印用龙钮，太子之宝用龟钮，亲王、三师、三公、尚书令的官印，均用驼钮。”那么，“副统”和“南郑县令”都是三品以下小官，质料用铜没错，但在“钮式”上用“龙钮”，显然是大大地“犯规、违规”。同时，如果不是印文用“九叠篆体”和金朝独特的兵制“军衔”——“副统之印”，实在无法确定“龙印”是金朝杰作。此外，印上除了标有“王印”二字，没有象其他金朝官印那样刻有颁造“机关”和日期，给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
我在《金代铜制龙头“副统之印”的真伪判断与探讨》（分别载于《石门山大王的新浪博客》和《石门人论坛》）一文中，采用“排除法”排除了“龙钮王印”造假的可能性。是从以上“犯规违规”疑问中遍查金史资料、寻找蛛丝马迹，从而锁定“龙印”的颁造者是金朝第四代皇帝、后来贬为海陵王的完颜亮。下面，我谈谈锁定海陵王完颜亮的史料依据和理由。
海陵王完颜亮颁造“龙钮王印”的依据和理由之一，是从印的形制、风格、用途、环境、条件和历史时机等因素判定的。
从形制来看，嵌之“王印”、配以“龙钮”，特立独行、举世无双，与现发掘、馆藏的一般“官印”完全不同，突显出一股庄重肃穆的王霸之气。不具日期、不言出处，有一种藐视一切、非我莫属的气势蕴藏其中。一枚印章，凝聚的汉文化功底如此深厚，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工艺技术巧夺天工，且以先王而后靠暴力升帝者，在金朝历代诸王中，除海陵王完颜亮之外，绝无仅有。此等形制的武官之印莫说金朝，历代历朝的皇帝不需为、安份守纪的亲王不敢为、其他衙门不能为。
从风格来看，“龙印”除了底部官讳为金朝独有外，整体呈现的完全是中原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如此娴熟，运用如此精巧，含意如此直白，朗朗大金朝，前后百余年，“数风流人物”，亦非海陵王完颜亮莫属。君不见，至今对海陵王的简介评价仍是“自幼聪敏好学，汉文化功底甚深。他雅歌儒服、能诗善文，又爱同留居于金地的辽宋名士交往。品茶弈棋，谈古论今，成为文韬武略兼备，且神情闲逸，态度宽和之人”。这种评语恰恰是具备“龙印”制作先决条件的最好注脚。且这种评价对所有金朝皇帝和王爷都是没有的。
从用途来看，以王爷身份颁印、公开妆以龙钮，表示谋权夺位胜券在握；用盅惑人心的期许作为“铭文”刻于品级不高的铜印上，目的是为“王府”培植豢养军政界里的私人势力，为谋权夺位和巩固权力地位服务。在金朝具有王爷身份，敢于逆上造反夺位并取得成功的，也仅完颜亮先生一人而已。后来的卫绍王摄政，是因为当时的皇帝无子嗣继位，皇帝驾崩后别人把他抬上去“填空补缺”的，根本无需自己栽培“死党”势力。卫绍王虽坐帝位而未称帝，可见其“本份”及昏庸无能，不可能有这种奇思妙想之杰作。
从环境、条件和历史时机等因素看，“龙印”问世与海陵王完颜亮的成长“发迹”和所作所为完全吻合。完颜亮出生成长的时代，是金强宋弱、汉文化向金朝渗透比较鼎盛的时代，使他从小就具有有倍受汉学教育熏陶的优越条件。完颜亮是金太祖（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庶长孙，辽王完颜宗干的第二子，出生便是王子、世袭王爷，享有优越的政治背景。他出生于1122年2月24日，出生第二年（1123年）其祖父金太祖去世，其叔祖父完颜吴买乞继位为金太宗。完颜亮3岁时（1125年）金太宗发动“金灭宋”之战，1126年其王叔完颜宗望、完颜宗翰攻破北宋首都开封，1127年俘虏宋徽宗、钦宗二帝。完颜亮时年5岁，己开始由汉学老师开蒙授徒，学习汉文。他的师傅便是汉学大儒张用直，后来一起密谋政变的搭裆是精通汉学的中原人士萧裕。
据《历史上的金兀术》（景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2013年5月修订重印）第75页载，“金军在开封城大事搜集宋朝典藏图书秘籍，特别是苏轼的诗文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此外又向宋廷索要御前衹侯、医人、鼓坛乐工、伎女、宫女、工匠、画师以及说书、卖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琵琶、吹笙等各种艺人。这些图书和各色人等，后来都被掠往金国”。这无疑给少年时代的完颜亮等一班金国王子们学习汉文化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条件。此外，还据该书记载，金军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后不久，掳走北宋赵徽宗、赵钦宗二帝。“随同徽、钦二帝北迁的女眷比较多，达数百人以上。其中包括有后妃、帝姫（即公主）和宫女”。她们到达金国内地以后，“有的被迫嫁给了金国的上层贵族，有的则沦为家奴”。不管她们的身份、命运怎样，这些来自中原的女眷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都会深刻影响她们周围的人。宋徽宗的第六女洵德帝姫迁到金国以后被金太宗看中，天会五年（1127年）成为金太宗的妃子，那时完颜亮刚好五岁。宋徽宗的次女荣德帝姫、第十六女宁福帝姬、第十九女华福帝姫、第二十女庆福帝姫等，在完颜亮十七、八岁时，先后成为其堂兄金熙宗的夫人和妃子，也是完颜亮的嫂子。作为风流倜傥又有声望的青年才俊完颜亮先生，岂能不与她们和她们身边的人接触、并受到她们直接的文化熏陶和影响？！
另据《官印集》一书第252页记载，“金军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时，掠去大宋宝印29种，其中有皇帝殿宝14（一说15）。在征辽伐宋的战争中，金军前后掠去辽、宋玺印40余种，见于记载的多是皇帝、皇后、皇子、皇妃的玺印。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之印，被掠去者不知有多少。中国古代有个传统，前代的玺印往往被视为受天明命的吉祥之物，多被后世所沿用”。因此，精通汉学、少怀大志的完颜亮以自己接触到的大宋皇帝玺印作为参照物，仿制“龙钮官印”为己所用，是理所当然之事。
从“龙印”表达的意念风格来看，与完颜亮的雄心壮志和理想目标完全吻合。完颜亮少年时代便“英锐有大志”，未涉足“江湖”前，在扇面上题诗“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即显示出了自己的远大志向；他“少年时爱读书，能吟诗、作文，喜欢下棋、点茶，交结儒士。在汉文化熏陶下，他羡慕中原的文物制度，比较熟悉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网络文章《完颜亮的一生》）他在《书壁述怀》一诗中的直抒胸臆：“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和“革命”成功后在《喜迁莺》诗中所写的“旌麾初举，正駃騠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颦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埀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韫，果见功旦莫。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都与“龙钮王印”所含玄机不谋而合。两首诗中所展现的“蛟龙潜匿”、“卧龙韬韫”词句，非常形象生动的反映出了完颜亮先生对“龙”的深刻理解与运用自如。在其政变准备工作中，以“龙钮王印”表达自己的意图、目标与夺位自信是不言而喻、确凿无疑的。
三、与“龙钮王印”相关的金史信息
·“龙钮王印”制发年代推测与馆档失藏的原因分析
在金代历史风云中出现的“龙钮王印”，可以说是中国“官印”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特例、一朵奇葩，真真正正是“非官非民、亦邪亦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难怪为“专家、学者”所忽略。
如果前述判断成立的话，我们虽然无法具体确定何人所造、何人所持，但从《金史》的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测出其“颁造”的大致时期。尽管完颜亮“少有大志”，精通汉学，具备“王爷”身份，然而在二十岁以前不具备掌管军队“副统”级别军官的条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完颜亮“18岁时（1140年）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完颜宗弼（即完颜亮的叔父，又名金兀术）幕府任使”。那时金兀术是金国栋梁，己接替全家被杀的挞懒任都元帅，权可倾国，完颜亮在其麾下只能算是“镀金”历炼。由于他作战勇敢，屡立军功，很快就“管理万人，迁骠骑将军”（相当于万户侯，低于副统）。自绍兴八年（1138年）起，南宋皇帝赵构在秦桧等人蛊惑下一心求和，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主战派将领岳飞，绍兴十一年（1141年）11月，宋、金议和立盟，史称“绍兴和议”。和议的结果是“将河南（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和陕西大散关以北的土地（含汉中地区的南郑县等），永久地割让给金国朝”。完颜亮作为金兀术的亲侄子和“幕府使”，显然全程参与了“和议”行动。宋金“议和”以后，战事相对减少。金皇统四年（1144年），年方22岁的完颜亮被加封“龙虎卫上将军”，独当一面，派守金中京（今北京一带）并迁升“光禄大夫”。此时的完颜亮借“天高皇帝远”之机，“野心”初显，即与汉人幕僚萧裕等开始密谋“抢班夺权”的“大事”，肯定涉及了“如何抓军队”的问题，“龙钮王印”有可能列入思考范围。
皇统七年（1147）年5月，25岁的完颜亮政治上完全成熟，己工于心计，被“召入当时的金国首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以内）任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11月，拜尚书省左丞，把持权柄。”那么，在此以前或期间，“龙钮王印”应己秘密出炉，曾与他一起“密谋”的心腹萧裕己成为金国兵部侍郎，完全具备了制造“龙钮王印”的一切条件，说不定“龙钮王印”就是萧侍郎的“杰作”。1148年6月，完颜亮拜平章政事；11月拜右丞相；1149年正月兼都元帅，完全掌握军事大权；3月拜太保，领三省事。外联“诸侯”、内通“深宫”，与皇嫂勾结掌握 宗动向；皇统九年十二月、儒历1150年1月9日，发动宫廷政变，弑杀其兄熙宗，夺得皇位，从而达到了“也学君王著赭黄”的目的，“龙钮王印”的作用也在夺位成功后即行终止。
由于完颜亮发动政变登上皇位后，便把“消灭宋朝、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为了巩固政权、扩大权威、实行吏治改革，对熙宗旧势力和反对派进行血腥镇压和残酷无情的清洗，尤其是在迁都燕京过程中，大批镇压旧贵族和反对势力，并大开杀戒，对太宗一系、宗翰一系及其宗室贵族实行大规模屠杀，就连太后也不放过，故尔积怨甚深。1161年12月，完颜亮出兵征宋途中，镇守东京辽阳府的葛王、熙宗之子完颜褒发动政变，自立为帝，史称金世宗；兵败采石矶后被叛将暗箭射杀。金世宗登位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完颜亮势力也进行大规模清洗，将完颜亮先是贬黜为“海陵王”，后来干脆将其废为庶民。对海陵王的私人势力、私人物品、文章、印信进行彻底清洗，以消除其痕迹。就连诗词也留之不多、所剩无几。本来就不可堂皇“入档”的“龙钮王印”，亦随旧部逃亡而失散，即使有发现仅存的也被视为“大逆不道”之物而销毁，岂容存世传世？这就是“龙钮王印”弥足珍贵、硕果仅存的原因。
·“龙钮王印”文化因素与海陵王执政后的必然联系
海陵王完颜亮27岁登位、39岁殁亡，在位12年，对金朝官吏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他虽然对旧贵族及反对势力毫不留情进行镇压，而在政体上则任人唯贤，大量任用辽士和汉人，推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历史对此亦有公正评判，在此无需赘述，但与“龙印”相关的两件事却有必要旧事重提。
前面说过，“龙钮王印”与其他古印章的最大区别，是它集中华文化之大成，从文字、图像、结构等多方面展示出了颁印者志在天下的“王霸”之气和精湛的制印工艺。事实上，在完颜亮登位执政以后对金代官印实行规范化管理，就证明了他对玺印作用的深刻了解和高度重视。如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兵变被黄袍加身后担心后来者如法炮制，搞的“杯酒释兵权”一样，完颜亮上台以后，首开了金代“印章大集权”之先河。《金代官印集》第253页载：“自海陵正隆元年（1156年）起，百官之印悉由〖礼部更造〗”。即便如此，仍然难息多头颁造官印旧习，“海陵时代的官印，大多数仍由少府监（皇帝内府）颁造，少数由尚书礼部颁造”。这段记载表明，金代中、早期颁造官印的管理各自为政、很不严格，给了“龙钮王印”面世以可乘之机。到了金朝晚期，主昏臣庸、政权衰落，民间义军迭起，效仿官制造印，伪绶劣印纷纷出笼，粗制滥造的“官印”屡见不鲜，故存世较多。
“龙钮王印”上的“福在眼前·蝙蝠戏金钱”铭文，表明当时的金朝人己普遍形成“金钱是福”的思想意识与观念。女真族在金朝早期是一个后进民族，1115年建国前，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没有出现作为价值的中介物——货币，在内外贸易中仍然使用以物物交换为最重要的交换方式。金朝前期，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且进展顺利，每次攻陷一座城市，占领一个地方，总能掳掠获得大量财富。金人攻陷宋汴京时，获得了北宋府库所藏大量财物，“检视大宋库藏，存金三百万锭，银八万锭”。“金人入内往取诸库……金砖一百四十页，王先生烧金、陈博烧金、高丽进奉生金甲金头盔各六付……上官阁分金钱八十贯、银钱八十贯”……不容一一列举。且在汴京被攻陷前，北宋政府每年向金朝交纳大量的岁币和财物；“金朝建国后初始阶段，采用直接借用宋辽旧钱作为通用货币，促进了金人货币经济观念的形成。
建炎四年（1130）7月27日，金国派高庆裔、韩昉为使节，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以大名府为都城。（如同日本人扶持傅仪为满州国皇帝、汪精卫为南京政府）金朝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傀儡建立后，开始铸造“阜昌元宝”和“阜昌重宝”，在全国境内流通，可以算是金朝的初始货币。这时的完颜亮已经八岁，正在接受“正规教育”，金朝人的金钱观念也正式形成。刘豫所铸的阜昌钱共分三等：小钱为元宝，折二钱为通宝，折三钱为重宝。这三种钱都有篆书和楷书两种，成对钱。阜昌钱的铸造，是金代货币史的开端。因此，有人认为金朝无铜造钱的说法是不值一驳的。待到完颜亮从军、绍兴议和，金宋经济文化互融、货币渗透交换已达高峰期，“蝙蝠戏金钱”观念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据史载，皇统年间铸有皇统元宝，刘豫伪齐政权被金熙宗废黜后，金熙宗在天眷年间铸有天眷通宝，只是当时铸造的数量不多。
完颜亮在“龙钮王印”中凝聚的金钱观，在他登位执政后得以具体体现。海陵王迁都中都以后，高度重视货币铸造发行工作，于“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质量比宋朝的还好。由此可见，海陵王完颜亮政变前夕铸造“龙钮王印”的判断决非臆想，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龙钮王印”的文化历史价值评判
“龙钮王印”外整内空，精雕细琢，形象庄重，携带方便，但却是史上唯一不被官府承认的“官印”，是唯一以王爷名义铸造的“龙钮”官印，是唯一未被专家认可、馆档收藏的金代官印，是唯一运用先进的“镂空铸模”技术制造的铸刻繁体篆书、上下内外无缝焊接的龙钮铜印，也是唯一高度凝聚“权寿福钱”观念于一体的古铜印。
作为金朝第四代最有作为的君主、历史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代英杰——海陵王完颜亮曾经颁造使用的“兵符”，与其它官印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它和颁造它的主人一样，其历史地位、文化元素是金朝其他君主及历代官印不可比肩而立的。正是这个“龙钮王印”的发明制发者，开金朝历史先河，实行开明开放的政策，熟练掌握汉文化，重用辽士汉臣，成功改革金朝吏制；以壮士断腕的霹雳手段力排众议、消除阻力，成功迁都燕京，奠定了中华心脏之基础；以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熏陶、影响、侵染原始落后的女真族，使其后裔叶赫那拉氏数百年后逐鹿中原，建立起大清王朝，为推动历史进步、繁荣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阶段性贡献。
至于那些借完颜亮在残酷政治斗争中使用非常手段所发生的宫帏密事，大作文章攻讦诋毁海陵王完颜亮历史功绩的负面效应，亦不能掩盖其一代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的熠熠光辉。略有功底的学者，稍微明智的人士，都不会以中原人的风俗去看待早期女真人的习惯；以现代人的政治眼光去评判金朝时代的历史事件；以庸碌小人的心理去揣度前朝英雄豪杰的所作所为。
正如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历史人物一样，海陵王完颜亮的历史地位应该确立，历史功绩应该肯定。而在金朝政权更迭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龙钮王印”，面世后历经血雨腥风洗礼、广受八百余载劫难而幸存于世，且为数极少，其历史价值已无可估量，其文化评价完全可用十六个字概括：史上奇葩，印中珍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者系“湖南省党政办公室系统三十年以上老秘书工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文化传播研究所调研员、中国诗书画出版社〖外聘〗社长、石门县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石门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办秘书局主办的《秘书工作》先后发表《试论建立秘书职业资格制度》《执著奉献不言悔》等文章，本文撰稿于2014年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