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我国就有了天圆地方的学说，这大概就是我国古代人们对地理知识的最早的探索。原始氏族村落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河谷阶地，或依山傍水之处，那里临近水源，土壤肥沃，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地理知识了。

　　 在秦之前，我国已有了文字可查的有关地理知识的零星记载。春秋时代末期的《考工记》第一次提出中国植物分布以淮河为界的思想；《管子·地图》更明确指出，军事指挥者必先“审知地图”，以了解“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韦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全篇1193字，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等部分组成。《地员》是中国最早的综合自然地理著作，全篇2222字，综合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等知识，较为系统和详细地把土地划分为五大类20多小类，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土地类型等级系统。它也是中国最早论述植物生态地理和土壤地理的专篇。

　　 在秦之后，我国基本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经济也基本是持续发展的，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汉书·地理志》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疆域地理志，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基本上是转录前人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这部分以疆域政区为主体，记述103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县的建置沿革，以及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情况。这部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的“地理志”，与以“陵陆水泽”或“山川原隰”为主的《禹贡》《山经》的侧重点已不相同。

　　 西晋裴秀根据前人的实践总结出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人行路径)、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迂取直)。这六项原则是中国最早的制图理论，直到清约在三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记水道的著作—《水经》，它继承和发展了《禹贡》的“导水”记载，由《禹贡》所记35条河流增加为137条，大大丰富了中国水系分布的知识，不过内容过于简略。北魏郦道元为了弥补前人的不足，把实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大量有关记载汇集起来，完成了名著《水经注》。它记述的河流水道共计1252条，对每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和所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其历史事迹，都作了尽量详细的叙述，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初都为中国制图学者所遵循。

　　 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1610年在中国北京去世。他先后编绘出《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等，将西方的地圆说、地图投影和测量经纬度的方法以及关于五大洲的知识传入中国。

　　 明代徐霞客在所写《徐霞客游记》描写了祖国的山川地貌，并提出了分水岭的概念，解释了石笋、岩洞的成因。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间(1760～1770)蒋友仁等利用了中国学者明安图、何国宗等在新疆测量的成果和已有的地图、资料，编绘成(乾隆内府舆图》。蒋友仁在他编绘的《坤舆全图》上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