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的诡异和迷障
在当今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什么人，可以真正理解或者简介明白地几句话概述中国。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世界和中国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探险发展，世界摸着中国这块“石头”不知道怎么认识和理解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按照欧美体制逻辑去实现，而是选择了计划思想（社会主义特色）与市场经济（经济改革）这一左右互搏的道路，等于呈现了一个迷魂阵。
为了认识或理解中国这一人口庞大的国家，世界、特别是美欧想尽一切办法，将中国纳入一个一致性的规则里，以便合作或操控。操控，并无贬义，在以家庭型式构成的世界家族里，相互操控是一种必然的博弈关系。在相互操控中保证自身的安全，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达到局部均势以求在制衡中相互生存和发展。
通过近三十余年的历程，世界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通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经济规则，使得中国勉强实现了与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体化。这样既方便与中国打交道，也可以通过一个熟悉的规则相互理解。但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等于仍然是一个谜团。
对于世界而言，大抵没有来自中国的风吹草动令人悬心。因此，每一届政府的交替和政策取向，成为世界密集关注的焦点和疑点。中国，永远让世界捉摸不透，一个如此庞然大物，成为一个下一步永远不知道要干什么的异数，既不能忽视，似乎又大可不必风声鹤唳。这就是世界与中国的一种隐秘关系。
尽管有无数的人或机构，都在预测中国的走势或变化，但敢说自己多么准确那纯粹是胡扯。所以，每当比如中共中央数届大会或重大政策出台时，真正评估中国的会在短时间内集体失声。不是不想发声，实在是一时难以摸到其中的门道。
在2014年到来之前一个多月之前，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以《决定》作为重大战略部署，给中国自己和给世界摸出一块“石头”，中国到底是通过左脚还是右脚，去踏那块石头，世界众目睽睽。
但无论是左或右，中国都是要向前进。至于向前进之后怎么样，似乎继续沿袭自身体制惯性，到时候再说或摸着石头过河。
2014，中国夜未眠
在理解中国的种种法门方面，以左或右图解中国的政治趋向，成为最简单的教条式思维。中国向左，还是向右，在三十年改革过程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姓资姓社”作为政治标识，成为举国上下、举世瞩目的岔路口，之后为邓小平南巡做了注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线，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不知道、世界也不知道，所以就只能一起来摸这块“石头”。
自那时二十年过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什么？仍然无解。在世界懵懵懂懂中，中国成了经济大国、货币大国以及自以为的强国，但中国给世界究竟呈现的是什么面貌，仍然不能一言以蔽之。
在对二十年的摸着石头过河历程中，中国自己都不敢确认那块“石头”在哪儿、甚至到底存在不存在这块石头的同时，2013年岁末又给2014年以致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扔了一块更悬的“石头”即中国梦。什么是中国梦，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有异曲同工之玄妙。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当人们想知道什么是中国梦时，和今天想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一样，只能是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了。
“姓资姓社”不成其为问题，保持了中国二十年即两届政府，不需要面对中国何去何从的发展选择局面。但在之后的第三届，则不得不直面“娜拉出走怎么办”的艰难处境。与“姓资姓社”隐含的冲突一致，“姓左姓右”更加直接，这等于二十年前貌似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以更赤裸裸的面目呈现出来，并成为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障碍。与“姓资姓社”最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消弭，“姓左姓右”同样也需要以非左非右的中国梦稀释。
2014年，中国需要瞪大眼睛，将思维从左或右中脱围，从中国梦中找出一条路线来，哪怕隐隐约约也好。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也在看着，中国怎么将梦想照进现实。
2014，在运动中的不确定性
纯洁组织、刮骨疗毒，无以是2014年的政治核心问题。虽然最终会形成制度化的反腐机制，但开刀仍然选择了运动式开始。从批评与自我批评，到苍蝇老虎一起打，其中的不确定性，尽显运动之无常或严酷性。因此，最终是否制度化或者如何制度化、以及制度化后是否可以实现预想效果，至少在2014年还不能给出答案。
假如以政治或经济领域的保守或开放即左或右，来评估中国2014年，可能或屡屡大跌眼镜。因为到底是左、或者右，决策层可能都不知道。决策层需要的是破立局，而顾不上采取什么手段，如果是左有利于破局，就会采取左；一旦发现是右更方便，则会选择右。大破大立，立在破中。
这是一种现实需求。当然会有别的更优化的选择，但不要寄希望决策层会有所根本性的突破。或左或右，一切有利于破，在百分之九十里去破，而在其中百分之十为立，这是中国2014年的不确定之中的确定。
正因为选择了这一取向，当然运动是最容易的方式。这对于通过或左或右的非此即彼思维，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治逻辑者而言，一切评估都会失灵。因为当用左去认识和理解刚发生的现实时，结果却是右行；当兴奋于右时，却发现事实可能极左。由此，2014年将是政策风险多变、时事叵测之年，决策层最不希望的是各种或左或右声音的干扰，舆论的偏窄偏紧，则是一种必然。也正因为如此，很容易出现来自决策层的误判或误伤。
由于采取了运动打破、制度预立这一取向，先行高度集权，是最直接的手段。但这种集权拿捏实属不易，同时具有不确定性伴随而来的对制度本身的危害。这是制度本身的吊诡之处，一不留神即可能走向预想的反面。
所以，在2014年，如果从理解运动逻辑，中国的政策风险便有迹可循。
2004，长城或空城计
以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决定》，实则是一种控制或反控的对局以及极限铺陈。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外延意旨，要远超《决定》所包含的内容和目标。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踏上了某种不归路。也可以说，这是过去二三十年来的重新定位或校准，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更多相近，而与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可能断裂。因为，从国家全球战略定位而言，中国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外交路线及中国的世界观，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变化。即使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对外合作或外交方针，仍然是1978年前的延续。而这种延续，随着中国的变革，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
假如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是外交与内政各司专功，不如说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仅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仅仅是对外，其中包括对军事战略的大国规划、内政特别是行政部门的功能重组或全面洗牌。相当于此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可以在组合拳，也可以是行政部门洗牌后的着落点。而无论从哪方面，只要真正理解其中的严峻性，非一绝对权威主体而很难为，以往的主席、总理分工，只能牵扯更多而很难保证发挥预期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是重固长城，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则是为了服从这一目的为内部整理的一系列措施安排。
2014，中国改革指数曲线
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决定》是在2013年，但2014年无疑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2013年相当于2014年，充其量仅仅是一种预热，理应归集到2014年计算。CCVI中国改革指数的编制，即从2014年作为一个基点，而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决定》作为坐标，搭建一个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实证的应用模型。而从决策实施层面，政策风险指数则是改革指数的核心指标。
如前所旨，2014年的中国梦起点，低提、中扩、高抑，是所有决策的依据，即提高低层收入和社会地位、给中间层创造宽松创富的空间、通过各种手段抑制暴富机会。决策层意识到橄榄型社会的优势，是因为其更好地促进社会安定，并不希图从更深层面形成优化曲线的循环。因为，决策者希望这一切变化，是被“计划”出来的，而不是自动就具备这样的功能。世界上尚未有计划思想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国家治理体制，也未有行政政策与市场机制相互胶着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一切，对于一个现代理性制度假设的条件下，均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却成为一个个瞠目结舌的事实。
因此，2014年及之后一定时期的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不确定性。而假如从常识而言，如中国的金融风险、包括流动性困境和如何寻找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维持和保证中国继续高速发展的资金等等，处处存在的不确定性，均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但是，中国已经通过不断的超越常识，走过了一段一段风险之旅。
这，或许是中国特有的逻辑，也是CCVI中国改革指数曲线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