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热议宋彬彬等人的文革道歉之风，有知识分子说：“没有真相，谈何和解？”这句话被很多有思想的推友引用，言之锵锵。我认为“没有真相，谈何和解”和“没有锄头，谈何拔草”一样愚痴而造作。拔草的主观条件是（我）想拔草，客观条件是有草可拔，有没有锄头不是要件（双手也能拔嘛）。和解（此处指向宽恕或谅解）的主观条件是当事人愿意宽恕，客观条件是“我认为你有错，你也承认自己错了”，难道这还不是真相么？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这种“粗大的真相”，他们想要细节，越细越好。他们似乎想要受害人在文革期间从开始到死亡的全部受难细节，就像一份关于时间、地点、人物、行为、次数、伤害程度之类的明细清单，认为那才是“真相”，并为之正名——还原历史、警示后人、不负逝者，仿佛宽恕了就不可能调查那个“真相”。归根结底，言必谈“没有真相，谈何和解”的知识分子即便面对一份详实的“真相明细表”也不会宽恕，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宽恕吧。

道歉事件中有两个议题值得思索：1、何谓真相；2、何谓宽恕。

1、关于真相

“明细表”就是“真相”么？它可能是事实，却未必是真相。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千世界，所有事物无不是因缘合和而成，试图寻找绝对的、唯一的“真相”几乎不可能。《普贤行愿品》中云：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以伊朗电影《一次离别》为例，那是一个关于寻找真相的漫长的诉讼故事，真相像剥洋葱一样层出不穷，每一个新的事实都关乎一个新的真相，最后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不同的时机和各自的立场。所以，你想要哪个真相？极权的荒谬和人性的愚蠢，以及放弃思考的平庸，难道不是最大的真相？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细节上的“真相”，那并非每分每秒都善恶分明恩怨立判，永远存在值得争议的空间。曾看过一部电影：一个男子在约会中强奸了一个女人并使用暴力伤害了她。她把他告上法庭。他向陪审团陈述事实：她同意跟他去酒店（意愿），在酒店里她曾冲他微笑（引诱），当他进入时她曾叫喊（快感）。他说的都是事实，但不是真相。

用佛法的观点看，这个永远有漏的娑婆世界，世间法真相是诡谲而虚无的，洋葱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知识分子们理应追究一种学术兴味的真相，这是知识分子道义上的责任，值得称赞。但这与他者宽恕无关。无论是否有人道歉或宽恕，作为一个民族历史灾难的那部分事实（你愿意叫它真相也行）仍必须被记录、探究和谈论。调查和取证的方式与途径很多，他人宽不宽恕都不影响这份职责与工作。那种高调宣称“没有真相，谈何和解”小知识分子情绪未免本末倒置，越界太多。事实上，他们只是意难平，以至于同时失掉理性的客观和灵性的智慧。

2、关于宽恕

关于宽恕，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给出了一个和佛法观点相近的深刻观点：『宽恕在变得不可能时恰恰成为可能』，意思是，如果只宽恕你愿意宽恕的，那其实不算宽恕。比方说，邻居家的小孩打碎了你家花盆，你表示原谅，但这谈得上什么“宽恕”呢？只有当一件事超出常情令人不可能宽恕时，你的“谅解”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宽恕”，也就是说，宽恕是无条件的、反常的、纯粹的。

同样的道理，在佛教许多公案中，每当有弟子认为自己修安忍卓见成效时，善巧的上师们总会制造一桩令人无法忍受的侮辱事件考验弟子的“安忍度”，如果弟子没能接受考验，那说明那种安忍是无对境的、虚假的。一只蚊蝇叮咬修行人一整晚而修行人能不嗔不怒，这算哪门子安忍呢？可见，安忍和宽恕一样，是超常的、极端的。甚至，宽恕不一定以对方道歉为前提，因为宽恕的本质不是一场互动，而是一种善。这种善不属于道德范畴而属于精神领域。所以，宽恕既不能被要求，不宽恕也不能被谴责。当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参加完艾希曼审判后，她得出了影响世界的“平庸之恶”的观点，她的完整阐述是：『恶往往是平庸的，只有善才具有极端的特质』。这句话似乎与德里达的“宽恕理论”不谋而合。宽恕是善的，也是极端的和伟大的——想想耶稣、佛陀和许多人间天使、圣者、大德吧。

关于宽恕的另一个令人震惊充满争议的敏锐洞察是：『谁有资格宽恕？』德里达再一次以哲学家的清醒给所有仍被“受害情绪”掌控的逝者家属（更别提以批判为瘾头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个极为不利的观点，这个观点来自一位在暴行中失去丈夫的南非黑人妇女的提示：『如果说有人有权宽恕，那只能是受害人自己。只有受害者本人可以考虑宽恕。』但逝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永远缺席了。所以，谁有权以逝者名义宽恕？换言之，谁有权以逝者的名义不宽恕？

当我把上述关于宽恕的内容放到推特上，毫不意外的，有人表示严重反对，说些“文革这种特定的事物带来的不仅是已经逝去的人及家人的痛苦，还有延展性意义，这才是最可怕的。”之类的话，连辩论的价值都没有。我只想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作为参考或启发，就像那是一只指月的手指，我们能看到空中的月亮还是林中的树梢，观待各人。

                                                       2014年1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