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打开改革开放大门，正式迈向工业化城镇化之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引擎中的三驾马车相继启动，在讨论三驾马车之前，先来看看如何消化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副产品——富余劳动力，为了消化每年被城镇化而产生的富余劳动力，政府要求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也就是一直强调的保增长、稳增长（最低保8），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构成了经济引擎的绝对主力（尤其是出口业务疲软后），从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后续反应……

　　经济引擎有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由于体制及社会文化的原因，我国消费一直萎靡不振，不表。

　　出口方面，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旺盛的外部需求造就了我国辉煌的出口业务，不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端劳动力）和外部需求的疲软，出口业务高增长已成昨日黄花（但量依然巨大）。

　　基建投资方面，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数额巨大，造就了各地区GDP一片繁荣，但伴随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要求提高财政收入，因此过去N年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30%左右的增长率（即便是经济危机期间），同时通过国有企业垄断地位获取垄断收入，通过地租、交通获取其他超额收入，即便如此，过去N年我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处于财政赤字状态（我国政府简直是凯恩斯主义的忠实实践者），直到2009年的14万亿惊天大刺激（中央4万+地方政府10万）。同时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宽松货币政策加以配合，因此RMB一印再印，利率一降再降，加上每年巨大的贸易逆差（出口量太大）辅以畸形的汇率制度进一步推高了物价，通胀一路高歌。

　　2005年以后房市、股市、金融相继一片繁荣，“形势一片大好”，原因众所周知，一是市场流动性过分充裕（也就是通胀），二是高税收、高租金、强垄断、高成本（劳动力成本）吸引产业资本纷纷进入房市、股市追逐资本暴利（其实作用是相互的），两头挤压导致产业空心化。

　　随着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失业人口的增加，同时高企的通胀使得人们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政府维持局面继续通过增加基建投资保增长，然而已力不从心（财政赤字过多），过去凑效的手段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途径……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前经济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产业空心化问题，也可以说是经济引擎熄火；二是通胀问题，因此未来政府所有的政策措施基本要从这两方面着手。

　　首先看如何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政府手里主要有三副牌：产业自身升级、挖掘新产业、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产业自身升级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涉及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由于西方技术封锁，核心技术引进难以有突破口；同时技术创新是个系统过程，涉及基础教育、社会文化环境、思想领域的开放，这些目前都是我国社会的短板，短期内难有改善。

　　挖掘新产业，政府提出了七大新型战略产业，高端制造、信息技术、文化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仔细分析这些产业发现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但需要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员工，政府煞费苦心也迫不得已，因为低端劳动力市场路易斯拐点早已出现，而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80、90后却供过于求（目前中国有世界上最多最廉价的大学生），即便如此，挖掘出有效的新产业也非易事，因为这些新兴产业要不涉及技术创新，要不涉及消费领域，而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产业政策强力支持下的新兴产业背后是产能过剩。

　　如此看来，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应该是未来政府经济转型的重点内容，中西部传统劳动力的回流刺激当地消费市场。一来为当地已有消费产业带来活力；二来为沿海地带消费领域产业（如服装、餐饮、低端制造）转移至中西部提供条件；三来刺激中西部农村地区住房市场；四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东部地区部分产业提供便利交通条件（四川绵阳iphone零部件生产基地，富士康迁入河南郑州等）。加上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低，经济增长率明显超出东部沿海地区而且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政府顺势而为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将是重新发动经济引擎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同样会带来通胀）。

　　其次是通胀问题，通胀犹如从潘多拉盒子蹦出来的魔鬼，想收回去是难比登天，因此控制通胀重在引导，建立货币蓄水池是重要手段。过去几年房市、股市都曾扮演这一角色（实际上是财富重新分配，加剧贫富分化，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可目前房市、股市难以再扮演这一角色。政府想出两个点子：一是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开放农村土地，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军事、经济、文化），需要得到国际市场普遍认可，但目前尚不具备这一条件（尽管股市国际板正在开通），预计效果不明显。

　　开放农村土地也许是个好选择，先不谈其体制障碍（假设可行），一旦开放确实会引来大量资本进入农村土地市场，同时使得广大农民变成有产阶级，从而刺激消费市场，盘活经济，为经济转型升级争取宝贵时间，其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貌似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芬格勒说，中国土地“私有化”运动将是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其意义超过美国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

　　当然开放农村土地市场并不只是因为货币蓄水池的缘故，过去20多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出现无人种地，而农业问题是国家的基础问题，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为迫切问题。为此政府一直在推动现代农业，现代农业需要集约化、规模化，这必然要求土地流转，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土地重新集中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开放农村土地确非易事，面临巨大的体制障碍。

　　从以上分析来看，短期内政府手中的几张牌估计只有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开放农村土地能够派上用场，二者都是经济发展改革深化的内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其中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基本纯属于经济领域问题（当然也涉及财富分配），推行起来面临的障碍相对较小，关键是开放农村土地市场，其面临的体制（法律）障碍和各种阻力相当巨大。

　　回顾最近几年（2008年开始）农村土地确权“运动”（所有权确权、承包权确权）“如火如荼”（尽管比较低调），不少人（尤其是资本家）对农村土地私有化充满信心，似乎大清王朝初期的圈地运动一幕将重新上演，但不要高兴得太早，先看看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宣示。

　　2011年3月10日，人大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宣示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细看“五不搞”其实是一体的，相互相成，互相支撑，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最后都会导致全面溃散。因此私有化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土地私有化将会遭到重大阻力（尤其是来自顶层建筑和左派的阻力）。

　　那么开放农村土地前景是不是很悲观呢？未必。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如既往的定位于农业，其实质问题就是农村土地问题。温总理提出：坚决完善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回顾下上层关于农村土地政策的措辞：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坚决完善基本经营制度——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逻辑上先是提出基本经营制度，为何加上基本二字？意为这种制度不够，埋下伏笔；然后提出完善基本经营制度，遇到阻力；再提出坚决完善基本经营制度；最后提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抵押、入股）。流转制度一旦实施，个人认为农民失去其土地将是必然的（农民天生是无奈和短视的），具体原因不谈。

　　从以上分析来看，似乎上层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意见分歧很大，那么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理论上有四种可能：一是保持现有局面不变；二是完全私有化；三是地方政府主导农村土地流转；四是地方政府+大家族（或资本家）主导农村土地流转。

　　分析以上四种可能性之前，先来看看农村土地这块蛋糕分配中的利益方：农民、地方强势家族、地方政府、资本家（公司），左右派及高层意见先不讨论。反对土地流转的利益方会有哪些？不会是农民，地方政府倒有可能，在现有制度下地方政府可以先征收农村土地再卖出（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屡见不鲜，不用赘述），但地方政府也不会坚决反对，一旦可以流转同样有操作空间，以上看出，没有利益方会坚决反对农地流转（哪怕是农民）。

　　如此看来，上述四种可能中的第一种很难出现，尽管最后受损的是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农民一样不会反对农地流转，只要获得的短期利益够大；那么会不会出现完全私有化的现象呢？这也很难，毕竟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太可能明目张胆的私有化。据此第三、第四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大，尤其是第四种情况——地方政府+大家族（或资本家）主导农村土地。随着农村50、60后的老去，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他们的后代80、90后缺乏种地能力和种地意愿（经济效益差是主因，农产品价格国家控制，放手又会加剧通胀）。为了加强农业保障，国家势必会推行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现代农业的高门槛进一步将普通农业生产者挡在门外，而一些具有资金、技术实力和经营经验的公司将乘虚而入，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地方家族（例如村干部）凭借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将会主导农村土地流转。

　　综上，未来农村土地将很可能是由政府+强势家族（或公司）共同管理和使用，农民反过来在这些家族（公司）从事农业活动用于谋生。

　　历史在前进抑或轮回？不得而知！

　　最后借用尼采的一句名言结束此文：你一直以为自己在前进，却不知只是走在回去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