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成为资本追求利润在区域选择上的重要考量。GDP高，资本可以相当高的可能获取成功，在此区域的发展中分一杯羹。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层含义。如果资本流入（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来自国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门）契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势必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人们又特别关注GDP的组成，从消费、投资和出口占比客观分析来判断此一区域是否迎合资本的利益。

在 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为中国发展偏重投资多有诟病，认为消费偏低造成了经济的不平衡、不可持续。根据新贸易经济理论来看，运输成本使得人们偏向选择靠近 市场的地方追求发展，从这一点上看，如果设定区域内的消费比重过低，则意味着需求不足，又因为资本为此不进入此区域，则进一步降低GDP。如果不考虑运输成本，资本收益但就数字而言，比重多大往往失去意义，绝对数量往往更能说明问题。不过，运输成本如果不可避免，那么消费比重自然成为重要考量，这近乎人们的平均消费能力的表现。

论 及消费，不得不涉及到收入。收入增加自然促使人们消费的增加，收入越高，人们消费占收入的比率越高，这是经济安全意识决定的，这是对存在改善需求的人群而 言的。如果一味为着改变消费比重过低而刺激人们更多的消费，往往不能长久，收入毕竟是消费的基础。

同时，社会诚信不足也会抑制正常的消费，借贷不能有效达 成也会改变人们的收入结构，对市场商品缺乏安全感也减少了人们的消费。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上述情形成立，又会进一步改变人们的收入结构，特别是对收入高的群体而言，就是人们偏重实物价值在收入结构中的体现，而且侧重对实物预期价值的关注，对此一区域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造成货币贬值。

一般而论，如果经济增长，人们的收入必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但是这其中比重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收入的增长跟经济增长严重脱节、如果不考虑物价波动，两者基本吻合则对消费的激励最大，前者相对后者越低越无法产生激励作用。 这似乎印证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消费比重偏高在于其经济增长和缓有关，其实往往并非如此，从根本上讲这在于人们有消费的安全感。

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水平，维持消费与投资减少的组合也会体现出这一点。当然投资减少不单纯是货币的减少，或有货币价值的提升。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早期投资形成的收益机制，这显然很好的支持了人们对消费的信心。同时，健全的社会体制、对风险的认可也促成了消费的提高。出口占比的不同也会影响消费在GDP中的体现，德国是欧盟的引擎，而美国作为如欧盟一般的市场，两者在出口、消费的表现上也有些许不同。

总之，收入是支持消费的基础，而消费是某一区域形成经济活力的所在。弗里德曼提出用名义货币收入来弥补人们实际收入的不平等，比如越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越要提高人们的工资，提高人们的货币收入。将这个关于收入分配的观点用在这里也恰恰说明激发私有资本投资的关键。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有厂房带动住房，而在城市扩张当中，往往相反，先是住房的扩大从而带动服务业、厂房规模的提升。居民收入是这一切的基础。拉斯维加斯创造了美国西部奇迹，也在于这一点。

如何扭转以投资为主的经济成为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呢？也就是说在何种条件下消费提高的速度会大于投资的速度。从表面上看，人们步入生活持续改善的过程，同时人们工作的繁重程度相对下降，如果后者不成立，人们也鲜有动力去进行前者的工作，即使存在高收入群体消费作为模仿对象，这其实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期，也是一种理性的预期。如果人们工作繁重，对艰难获取的收入必定小心翼翼，对未来抱定的不确定性更大。这样资本利用率和社会生产率提升，投资在发展一种产业的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也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