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是非意欲何为？
——驳人民日报及丁隆：发展中国家警惕“民主陷阱”
栗彦卿
通读刊登在今日人民日报的丁隆的文章：发展中国家警惕“民主陷阱”，发现作者有四处致命的错误，现在一一给予驳斥，以正视听。
一、埃及社会混乱，归根究底，还是不民主的恶果，是政府领导没有真正实行负责任的有领导有组织的人民民主的恶果，用原作者的一句话，是由于“各派政治力量唱着民主的高调，却用威权政治的老套路行事，缺少和解与妥协的政治转型，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二、作者混淆了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差别，即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民主，与西方大资产阶级的金钱民主的差别，给民众一个误导，好像一提起“民主”两字，一提起“民主选举”之事，就是要实行西方民主，实行大资产阶级的民主，视“民主”两字为洪水猛兽，提不得，碰不得。那么，试问，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该做何解释？有没有民主选举的内涵？我想，只要不是文盲，只要有一点中专以上学历的人，翻看一下宪法有关民主权力和民主选举的条款，都能得知关于直接民主的范畴，一个是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和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参与厂矿决策管理事务，一个是县区人大代表民众直接选举。但是，找找现在的国内企业，国有企业，职代会民主参与决策管理的有没有？是谁说了算？再找找国内任何一个县区，人大代表非上级领导指定，民众直接选举的，有没有？
因此，作者的这种游戏，顾左右而言他，拿大话唬人的伎俩，实在是替东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权势既得利益者的一把手封建家长制、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专制者遮掩，替中国的继续斯大林式封建专制鸣锣开道，是可耻的吹鼓手，枪手，中国的大骗子。
我们当然反对实行西方大资产阶级的金钱民主，也不要东方斯大林式封建专制的官僚民主，更不要东方现代官商勾结的混合型伪民主，劳动人民大众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是宪法赋予的神圣的基层自治和县区人大代表直选的民主选举权力，是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多次阐明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力，是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权力，是党的正确领导下的人民主人翁当家做主的权力。
三、作者没有历史感，对党的民主历史极度缺乏了解，对人民大众的民主参与智商极度贬低，这都是一般作者、知识分子不会轻易犯的很低级的错误，可是作者就偏偏犯了这样的错误。
翻开党的历史看看，我党在延安时期，就组织领导过群众的民众选举，采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撒豆子的形式，一个碗写上名字代表一个候选人，让一般的民众，选谁就投谁的碗豆子，这不也是很好的民主选举方式吗？没听说过闹出什么混乱啊。毕竟，人民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怎么，当时的共产党还是偏安一隅的地方党，革命党，那时会执行民主管理，科学管理，而成了一个大国的全国党，执政党之后，反倒就不会执行民主管理，科学管理了吗？非也，阶级斗争形势使然，彼时，尚未上台，革命战争阶级斗争激烈，非科学民主不能紧密联系群众，不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就不能生存；现在，上台了，执掌政权了，阶级斗争不激烈了，官当大了，开始逐步陶醉于既得利益了，就可以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从人民的公仆一跃而成为人民的主人了吗？记得有一首歌，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其中的歌词是：“向着法西斯齐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唱的多好啊！向着自由的新中国奋斗，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可是建国以来的改革前后的历史，不论是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的错误政策，还是邓小平对计划经济的简单的全盘抛弃，实行类西方的市场经济，又偏偏同样保留了同毛泽东的斯大林式的高度集权统治，威权政治，大肆出卖国企的极右的错误政策，有哪一个是真正的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呢？
改革以来，改革到官为止，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下放到官为止。官员财产迟迟不公开，官二代一直在世袭，权力腐败，官商勾结，大肆的三公消费，奢华的楼堂馆所建设，奢侈品消费，不就是因为缺乏人民大众对官员权力的有效制约吗？公权力何时才能在阳光下行使？何时才能把官员泛滥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政府官员在用人、用财、建筑工程及政府采购的招投标上，何时才能不暗箱操作呢？人民大众为什么会一直有看病贵、难、上学贵、难、住房难、就业难的问题？不就是因为政府官员一直以来都是由上级层层任命，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吗？不就是因为缺乏人民大众对官员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吗？
说白了，不论何时，只要不民主，不科学合理执行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就往往是非左即右的把戏和后果，没有第三种东西。
作者拿东方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的借口，来兜售不能搞民主的货色，实在是很低级弱智的老把戏了，一些权贵乏走狗们已经多次使用过，也多次遭到人民大众的猛烈反驳，但他们就是一味的听命于权贵的指使，不长记性，拼命为不合理的威权政治、封建专制辩护，为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利益作垂死的挣扎。
当然，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而是党正确领导下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民主，是充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科学合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体，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不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我们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东方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很不充分的时代，是在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共产党领导的产物。俄国是工人革命，城市包围农村，中国是农民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所以，是特殊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主动选择的产物，自觉能动的产物，政治革命在先，经济发展在后。而建国后呢？为了对抗西方的经济封锁，军事侵略，乃至于高科技不平等剥削，必须实行群策群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有计划的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快速发展，才能较快的经济独立，以集体的力量抗击西方。也唯有如此，才符合社会主义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因此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得保证“政治上的正确”，保证政府对国家社会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实事求是和科学，因此，我们也一直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所以，在政治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官僚专制，不是西方大资产阶级的金钱民主，也不是官商勾结的混合型伪民主，更不崇拜工人农民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党的有领导有组织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资本家主导的丛林法则为真实内容的大资本家的自由化，不要权贵资本主义，而是党正确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科学合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为主的商品经济。但是，所有的这些，都被国内一些官僚和资本家组成的权势既得利益者所歪曲，所修正。
四、作者的最后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窍不通，根本歪曲恩格斯关于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三种作用原理，根本歪曲了国家政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职能，根本歪曲了列宁的国家政权学说。其一，作者所崇信的是一般的西方老式发展道路的先经济后民主的把戏，这虽符合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管用的，硬套则只能是误导，祸国殃民，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因为东方社会主义是特殊的时代产物，是具有马列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的特殊性，是主动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先政治革命后建国，建国后，在西方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大环境下，先搞好民主政治后搞好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特殊发展模式。如果再继续顺从西方的先经济后民主政治的老路，一味顺从经济自发性的逻辑，就只有邪路一条，走资本主义民主的邪路一条。
其二，作者完全歪曲了马列的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歪曲了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实质——为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而统治，工人阶级统治为劳动人民大众的经济利益而统治。不明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本身就是为经济服务的。政治不正确，根本就谈不上经济发展方向的正确。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西方的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产生了工联主义，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中国的农民运动的自发性，产生了封建专制王朝的一次次更替，西方经济发展的自发性，产生了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阶级斗争的国内、国际扩大化。因此，说什么“埃及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民生问题，”完全是逻辑混乱，无稽之谈。说什么“民主化需要一个‘准备期’，发展中国家应在该阶段注重发展经济，培育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这对民主的建立和扎根至关重要。”完全是逻辑混乱，无稽之谈，经不起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推敲，经不起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推敲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发展中国家建国后亟需的，首先是共产党领导的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下的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主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人民大众对国家社会事务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大众对国家社会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科学合理的监督和制约，把官员的权力关进先进制度政治文明的笼子里。
其三，作者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都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而历史毕竟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人民大众才是创造历史和发展历史的主人。我们建国以来的不论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都是首先在政治上没有切实发展和保障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造成的。截止当前，中国虽然在GDP上是第二大国，但人均GDP呢？依然是代工厂的三流国家，科技创新依然上不去，学校培养不出一流大师，为什么？三个字，不民主。
我们要的不是西方民主，我们要的是宪法赋予的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正当权利。
附：
党报评埃及局势：发展中国家应警惕“民主陷阱”
原标题：发展中国家应警惕“民主陷阱”（新论）
“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
埃及的“民主之殇”并非个案。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在威权终结后，沿着威权政权倒台—民选政府治理失灵—军人干政这种“教科书式”的政治发展路径演进。转型国家的政治参与度迅速提高，而社会组织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使政治动荡成为民主化的“衍生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政治转型国家的社会形态称为“普力夺”社会，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政治，最典型的是军人干政和教权主义。这两种情形在当下埃及社会均存在，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力量，将宗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选举的赢家。上台后，穆兄会以意识形态挂帅，推行伊斯兰化议程，最终被军人赶下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60年后，土耳其发生4次军事政变，非洲国家的民选政府被军人推翻更是司空见惯。
发展中国家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缺乏同质性，是导致“民主不适应症”的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者凭空捏合的“人造国家”，“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被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进程中集中爆发。比如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民主成了“爆炸民主”，部族矛盾使得肯尼亚选举多次引发仇杀。因民主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在埃及表现为教俗矛盾，在泰国表现为城乡对立。
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选举只是程序层面的民主。民主的要义不仅是“一人一票”，更是以包容和妥协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埃及缺乏对民主“友好”的政治文化、政治力量和公民，各派政治力量唱着民主的高调，却用威权政治的老套路行事，缺少和解与妥协的政治转型，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穆尔西上台后，不断扩大权力。军方用民粹主义手段扮演“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角色。军方的政治过渡路线图，也没有穆兄会的位置。从“解放广场”到“阿达维亚广场”，抗议示威你方唱罢我登场。“广场革命”屡试不爽，使民众相信街头政治比投票箱更有效，选举的低投票率与示威游行高参与率，形成强烈反差。
明眼人都看得出，埃及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民生问题。两年多来，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治斗争，使埃及经济几近崩溃，成为社会动荡之源。当前埃及政治转型最紧要的目标是恢复治安。以包容的政治过渡进程弥合裂痕，实现和解，防止伊斯兰力量走向激进，将是埃及政治转型的唯一出路。
民主化需要一个“准备期”，发展中国家应在该阶段注重发展经济，培育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这对民主的建立和扎根至关重要。不顾国家和社会实际情况，不加改造地照搬西方民主，往往会患上各种严重的“民主不适应症”，甚至走向反面。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