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尤其是各级官员早已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那些发达国家每年经济增长在百分之三以下徘徊的时候，中国GDP年增长如果低于百分之八，竟然会是那样的难以接受，以致出现过自上而下的保八情结。为什么我们要把GDP看得如此之重呢？官方的解读是，因为这关系到就业，牵扯到了社会的稳定，而这些无疑是官员们心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了。然而，全力确保GDP的增长尽管是政府上下的共识，但其实上下各自的出发点却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当然是要健康和谐的增长，是要在保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没有水分的、有质量的经济规模扩大；而到了下面，各级官员就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进行了很多的内涵置换，使GDP指标的增长演变成了污染的严重、资源的浪费，甚至是添加了很多水分、变得华而不实的经济速度提高了。尽管我们在很多年来始终将实事求是四个字挂在嘴上，但真正能够做到却十分鲜见。各级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短处是好大喜功，甚至是光说不练，对干部考核的硬指标也始终是以GDP 挂帅，在这样的功利情绪引领下，自下而上的经济速度虚高倾向也就难以避免了。

在我们各级领导心中还有个基本的逻辑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要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困难局面一定是暂时的，我们的事业一定是最有希望的，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是枝节、局部的，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永远是大好的。尽管我们总是倡导辩证法，但在这些问题上面，却是绝对的，没有讨论余地的，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才会时不时地发出一些“决不”的绝对声音。然而，最近各级领导却需要正视这样一种严峻的局面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有些不太妙，年增长百分之八的指标已经被迫放弃，连退守百分之七的底线能否守住似乎也面临挑战。国际上甚至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给出了更为悲观的预测。

对目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形势，高层给出的解读理由是，要进行积极的结构调整，以消除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严重隐患，比如污染严重、资源浪费严重、产能严重过剩、内需严重不足、对外延投资及外贸市场的依赖太大等等。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政府太强势了，管的事情太多，名为市场经济体制，实际却是政府意志为主导。我们本该启动的许多项改革因为受制于各利益集团的制约而严重滞后，导致社会问题积累太多，完全靠经济增长的虚高在那里硬撑着局面，实际上起着一俊遮百丑的脊梁作用。现在倘若经济快速增长的“俊”不存在了，局面会如何发展，那么多的丑陋无处掩藏，百姓对政府还是否有信任，社会稳定是否还能维持，各类本已很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否会进一步激化，形势还真是难以预料啊。

上任不久的新总理是经济专业的科班出身，他与前任明显不同的就是不迷信行政干预，希望依靠经济的内生力量逐渐将我国经济运行的轨道调整到正确良性的方向上来，可是，多年来累积的负面东西实在太过巨量了，不知这样的理性选择可以坚持多久？好比那个击鼓传花游戏，我们的GDP增长就是那个开始很快的鼓点，现在已经逐渐慢了下来，没有了热闹的鼓点掩盖，各种经济负面的杂音势必会奏响，不知我们传花者们是否为抗击各种杂音甚至鼓点骤然停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呢？如今的中国经济体量及市场比重已经非以前可比，政府抗御危机的能力究竟有多大？现实应该会给我们上一堂实实在在的现代经济及社会治理课的，一旦突破了中央领导心中的底线，我们会遭遇怎样的阵痛呢？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但愿此次国人受到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撞击是可以承受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