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  宦官  外戚  皇权  贾春宝

在传统的观念之中，中国是皇权集权的代表，中国的历史整体脉络是皇权至上，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深入探究我们却发现，这是一种误解。

其实中国的皇帝真正掌握实权的时间并不长，从确立太子身份拥有储君的头衔开始，貌似神圣的皇权在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争夺的核心，兄弟之间骨肉相残，君臣之间勾心斗角甚至反目成仇，边疆内外强敌林立，疆土内部时刻面临官逼民反的局面。

最为有力的证明，是晚清慈禧垂帘听制而独霸清朝政府48年的统治，从同治到光绪，再到光绪帝之后的宣统继位，如果不是暴卒，那个老太婆怕还是要继续掌握清朝的实权呢。这个可以说是太后干政的极致。

其实慈禧并不算是正宫皇后，仅仅凭借同治帝而母以子贵，从微不足道的妃子而变成贵妃，由于至少有顾命大臣与慈安太后制约，让其早期的干政来得并不那么痛快，却最终体现出强大的权力欲望，不仅仅在于其“凤在上龙在下”的夙愿，更是由于顾命大臣中间达成的“效钩弋故事”而发动政变，将顾命大臣的势力铲除。

慈禧干政可以说是由于担忧性命不保，而采取的极端措施所带给中国的灾难。这个历史可以向前追溯将近2000年，而到汉武帝时候。

中国社会讲究母以子贵，虽然皇宫深似海，但在中国古代，能嫁到帝王家素来都是一种福分，假如能为皇帝所宠幸，更是难得的机遇；假如能生个一男半女的，则更会平步青云，假如所生的是皇子甚至被立为太子，更是会成为母仪天下的太后了，其家族甚至都会“鸡犬升天”。

母以子贵的现象在西汉之前是最为明显的。最为著名的是秦昭襄王的生母宣太后、嬴政的生母赵姬，以及刘邦的老婆吕后。相信假如没有那个提出“连横”战略的范雎，宣太后或许会享受到更多的实权；假如赵姬的生活检点一些，也会有一个好归宿，而吕后则在刘邦之后专权，从根本上扰乱了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

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则更是把外戚专权发挥到了极致。从汉景帝到汉武帝早年，都在政权之中分食大部分。这是汉武帝所无法容忍的。

跟母以子贵相反的是母以子悲，这个起源于汉武帝时代的“钩弋故事”，而那个故事已经是中国古代皇权残酷的有力证据。

汉武帝在晚年得到新宠，史称钩弋夫人，钩弋夫人生下皇子刘弗陵，就是随后继位的汉昭帝。刘弗陵号“钩弋子”，据说怀孕14个月才临产。汉武帝听说古时帝尧14个月才出生，钩弋子也是同样。汉武帝宣布将刘弗陵所出生宫殿的宫门改名“尧母门”。只是因为年幼，担心即位后女主专恣扰乱国家政治，长期犹豫不决。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少年周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其原因在于汉武帝顾忌，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 

汉武帝将所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原本是为了力争从根本上消除主少母壮所引发的太后垂帘听制以及外戚专权，但遗憾的是，其后世子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外戚专权。

历史上著名的王莽就是外戚，最终建立新朝而终结了西汉王朝将近200年的统治，但由于王莽所推行的新朝改革过于激进，而使得前汉旧臣怀念前朝的诸多好处，因而新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就被东汉王朝所取代，而王莽也从忠孝的好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并以虚伪的典型而写进历史的教科书中。

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但依然使得太后专权、外戚干政逐渐成为难以遏制的惯例，要说这也算是朝人性化方面发展了。东汉从中期的和帝开始，皇帝多数夭折，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汉章帝大量任用外戚做官，对他们百般回护。自己又早死。结果导致了外戚专权的严重后果。

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继位时，和帝，年十岁；殇帝，百日小儿；安帝，十三岁；（前）少帝刘懿，年不详；顺帝，十一岁；冲帝，两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少帝，十七岁，献帝，九岁。都很是年幼，所以杀母就显得过于残忍了，因此，钩弋夫人故事就名存实亡了。

皇帝年幼，国家大事或者听命于母后以及其后的“娘家人”，或者是受到以侍从为代表的宦官集团的影响，所以才有桓帝以后，东汉朝政长期被宦官把持。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垄断了仕途，这就使得朝廷大事逐渐变成家务事。

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

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钩弋夫人故事纷纷被皇权社会所效法，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很是盛行，虽然如此，但终究没有持续地影响下去，而其中唐代中期的武则天，可谓到了极致，不仅两个老公（太宗、高宗）都是皇帝，两个儿子也都是皇帝（中宗、睿宗），自己也曾经亲自做了15年的皇帝，自然外戚也拥有庞大的权势。

皇帝年幼，更多地会受到宦官集团的左右，比如东汉末年“十常侍”之乱。宦官集团势力最强的，可以算是大明王朝的阉党了。从设立东厂西厂到锦衣卫开始，宦官成为明朝皇帝最为倚重的集团，甚至连丞相与内阁都难以匹敌，即使如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都要避让三分。

自古以来，中国政坛上最大的矛盾就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衡，相权过重则会架空皇权，但分散相权又会让皇帝过于操劳，而且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分解权利势必会造成部门林立，互相牵制，各种利益集团为保留住自己的利益不被侵蚀而内耗严重。

从责权利细分的角度看，皇权与相权是需要相对分离的，皇权更多的是国家形象，相权更多的是执行与利益。

丞相历来为百官之首，从东汉光武帝废除丞相到曹操恢复丞相制度，从隋文帝恢复三省六部制到宋朝丞相重新掌握实权，再到朱元璋再度废除丞相制度而以内阁替代，然后是清朝的军机处，相权与皇权之间的博弈素来都没有停止，那是最为接近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与政治制度的。

《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东汉王朝仍然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

三公虽然享有崇高尊荣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但是，三公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已。刘秀把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三公。因而加重了尚书的职权。

尚书台权力虽重，但台官职位卑微，长官尚书令不过千石，尚在九卿之下，这样位卑权重，皆由皇帝亲任干练之士充任，便于控制，发挥效率高。东汉和帝以后，多幼君弱主，实权常被外戚、宦官所掌握。尽管三公要听命于尚书，但尚书又往往被实权更大的外戚、宦官所左右。

历代王朝，既然有御史，有谏官，有给事中，这样的官员就是要得罪人的，得罪的不单纯是同僚大臣，有的时候也会把皇帝捎带上，而皇帝也会有“罪己”的时候，虽然有些时候不过是装装样子，做个姿态罢了，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言官竟然是数不胜数的。

甚至诸如在北宋这样的朝代，不管文臣做出多么出格而得罪皇帝的事情都罪不至死，这个无形之中大大提高了文臣在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位置，那无疑是文人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

综上所述，君权皇权虽然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不被相权、外戚与宦官掣肘的情况确实都很难得。皇帝不得不对皇宫内外的那些敌对势力倍加防范，不管是被哪股力量架空，皇帝的位置就有可能被颠覆，被颠覆之后不仅有可能被灭门，甚至连祖坟与祖宗的牌位都得不到保全。

如果说外戚与宦官都是私情，那么相对而言，相权对君权的冲击往往是从相对公允的角度而存在的。皇权与相权之争，也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只是由于一直存在皇权的权威性不可动摇，而使得无法形成议会与内阁分制，执政党与在野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

贾春宝

2013年7月2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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