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没有任何事情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更能凝聚全球共识。
气候变化问题有个奇怪的逻辑：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及其所引发的环境保护与发展权利的博弈，已经比气候是否变化本身更加吸引眼球。道理其实很简单：人们关注自身远甚于关注地球。
事实上，对地球而言，其身上发生的任何变化，比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沙漠化等，基本上都影响不了地球的存在，甚至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地球存在的方式；在人类语境里，只有这些变化危及人类生存，才有关注的意义。
在这种逻辑下，人类之间因为气候变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相互争吵，就不足为奇了。
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高度集中的关注，应当始于2006年。有人说，这一年是“全球气候变化元年”。恰好，这一年也是中国“十一五”规划实施第一个年头。
从“十一五”开始，气候变化便成为中国高层拟定社会经济发展重大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因为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国际舆论压力的需求，是妥善处理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国际政治谈判等等重大事务的需求。
2006年圣诞节翌日，中国国家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这是中国编制的第一部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国家评估报告。报告说，与2000年比较，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至2.1摄氏度，2030年增加1.5至2.8摄氏度，2050年增加2.3至3.3摄氏度。
据中国气象局评出的2006年全球七大天气、气候事件，2006年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第六暖年。而英国气象局2007年1月4日发表声明称，受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07年全球平均温度可能创新高，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有60％可能超过1998年的14.52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一判断在2007年初得到佐证：
2007年新年伊始，加拿大媒体称，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仅存的6个冰架之一、约有4500年历史的艾里斯冰架断裂。其面积已从最初断裂时的约66平方公里缩减至约50平方公里。
瑞典气象部门当年1月初报告说，该国刚经历了“1756年有气温记录以来最温暖的12月”，又继续经历着怪异的1月。首都斯德哥尔摩往年1月份都是天寒地冻，但“现在许多庭院内植物已开始发芽，一些平常5月份开放的花朵已含苞待放”；在动物园，通常在10月底开始冬眠的熊、狼、獾等动物，因气温居高不下而久久不能“入睡”；冬装和冰雪运动用品大幅减价，一些滑雪胜地因气温偏高而无雪可滑，人造溜冰场的冰面也很难保持；很多靠焚烧生活及工业垃圾来产生热能供热的企业只能限产，消化垃圾能力明显减弱。
在美国，由于东部地区暖冬天气使交易者看淡取暖油需求，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2007年1月3日每桶下跌2.73美元，收于58.32美元，跌幅近5％；1月4日，每桶价格又进一步下跌2.73美元，跌幅达5％，收于55.59美元，为2005年6月份以来最低收盘价。
哥伦比亚水文、气象和环境研究所2007年1月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援引专家预测说，“今年将可能是哥伦比亚最热的一年”。报告称，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哥境内连绵数千公里雪山上的积雪有可能在10年内全部消失。该报告提醒，气候变暖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哥伦比亚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地区已被海水淹没，北部的圣安德列斯岛也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险。
与此同时，中国西藏也感受到了“冬天的温暖”。西藏气象台数据显示，2007年1月1至4日，西藏平均气温与历年同期比较，偏高2摄氏度以上，日最高气温有10个气象观测站超过历史同期极值。
……
一致的看法是：气候变暖对人类弊多利少。
2007年1月，《原子科学家公报》载文说，“今后30年或40年的气候变化，可能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造成巨大伤害”；
相同时间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由全球变暖造成的自然灾害在今后数年内可能会导致某些地区人口大规模迁移、能源短缺以及经济和政治动荡；
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说，气候变暖可能使旱涝等灾害出现频率增加，并加剧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预计2010年至2030年中国西部地区每年缺水量约为200亿立方米。到2030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可能上升0.01米至0.16米，导致许多海岸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同时，气候变化将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增大，威胁中国超长期粮食安全。受气候影响，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本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能下降37％；
2007年1月5日，法国《巴黎人报》刊文称，气候变暖将造成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极端气候现象增多、农业减产、疾病增加、物种大量灭亡等恶果。该报道援引环保人士观点说，悲观估计，在本世纪之内，全球气温将上升6摄氏度；海平面将升高20厘米－80厘米，加之降雨量增多，孟加拉国、埃及、马尔代夫的岛屿和三角洲将被淹没；60％的居民将生活在水资源缺乏地区；至2100年，全球“气候难民”将有1．5亿，将有一半居民生活在“传染病区”，2050年，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可能翻一番，哮喘患者也将增加；到2050年将会有百万物种消失，即占所有生物种类的40％。
相对暖冬话题，2007年2月2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全球公布的评估报告更加引人注目，甚至引起了全球震惊：
“气候系统的变化非常明白，全球大气和海洋平均温度的升高、冰雪的消融、海平面上升都是佐证。
“很多区域都观测到了1900年到2005年的降水变化趋势。其中，北美和南美的东部、北欧、亚洲北部和中部降水都显著增加了；而撒哈拉的萨赫勒地区、地中海区域、南部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则变干了。
“根据观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干旱的发生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特别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其原因是温度升高、降水减少。海洋表面温度、风场的改变以及积雪量和积雪面积的缩减也同干旱有一定关联。
“在多数陆地区域，暴雨、暴雪事件的频率都上升了，这同升温和大气中水蒸气增加的情况相符。
“过去50年里，极端高温、低温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化。昼夜低温、霜冻变得不如以前频繁，而昼夜高温、热浪则愈加常见。”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早就引起各方关注，与IPCC的第三次报告相比，这次评估报告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将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锁定在人类身上。
这份题为《气候变化2007：自然科学基础》的报告说，“绝大部分20世纪中期以来观测到的全球升温‘很可能’是源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相对于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绝大部分过去50年观测到的变暖现象‘可能’源于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说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按照IPCC定义，“很可能”意味着超过90%，而“可能”则指66%。
这份报告中，气候“敏感度”升高了，也就是说，对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到工业化前的两倍，气候所做出的反应比之前的估计更强。从前的估计是，如果温室气体浓度翻倍，升温会达到2.5摄氏度，这次的估计升到了３摄氏度。
报告警告说，若没有成功减排，同1980年——1999年水平相比，到2095年全球升温幅度将达到1.1摄氏度至6.4摄氏度。而如果气温比工业化之前升高1.9摄氏度至4.6摄氏度（恰恰处在预测的21世纪升温范围内），且这样的情况持续数千年，格陵兰冰盖将全部消失，这会使海平面上升6至7米。报告还发现，预测到的未来格陵兰岛的气温同12万5千年前温暖时期格陵兰的气温相近，而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出4至6米。
报告称，气温升高将导致更为频繁的洪灾、热浪、干旱以及海平面上升；澳大利亚将出现严重干旱，全国缺水，而著名的大堡礁将在数十年内被毁；部分太平洋岛国将被上升的海水淹没；在2080年将有2亿至6亿人受到饥荒影响，11亿至32亿人受水荒影响。
这份评估报告的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同。
该报告发布后，长期参与IPCC工作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赵宗慈称，IPCC是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联合组成的一个政府间的专业机构，工作重点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影响和适应减缓的方面进行对策评估。按照此目标，IPCC分成气候变化、气候影响与气候对策三个工作组。
IPCC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已经分别于1990年、1996年和2001年出版的三次科学评估报告。围绕主报告，IPCC还会出版一些针对排放、区域气候变化、影响和对策等的特别报告、补充报告，并组织召开世界气候大会、IPCC全会、非政府气候变化会议，以及一些分类的科学研讨会议。
IPCC机构本身及其成果的权威性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认同，以前三次气候报告为例：
第一次评估报告直接促使联合国大会做出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决定；第二次评估报告为京都议定书谈判做出了贡献；第三次评估报告发表六年来，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和行动。
第四次评估报告由来自130多个国家的超过2500位科学家参加评审、800位以上作者、450多位主要作者共同写作，前后花费了6年时间。
该次公布的第一工作组报告解答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有什么进展？对大气、海洋、海平面、冰雪的观察有什么发现？过去几十万年间气候是如何变化的？预测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当然，人类的应对行动已经开始：
2007年2月1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全球更多的企业参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为实现《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减排目标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控制气候变暖的趋势，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２月３日，出于对全球变暖趋势失控的恐慌，在法国提议下，46个国家期待共同成立保护地球组织，专门挑出那些滥用地球的国家，甚至可能对其行为进行管辖。
同一时间，也清晰可见各国政府的努力。
中国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将节能减排写进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更将单位GDP能耗下降20%作为约束性指标，并分解到地方、行业、企业落实。同时，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谋求更加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英国政府承诺将投资250万英镑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并有可能增加环保税，如提高公路使用税、航空燃油税，征收欧盟内部国家的航空增值税，并对浪费资源的电器征收特殊税等；
为遏止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西班牙政府正着手研究把二氧化碳注入地下贮存的方法；
瑞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排，包括加大对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的财政投入，加强宣传、促使所有家庭都加入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列中来，制订能源替代战略，成立专门委员会监督矿物燃料使用；
日本试图通过普及省油低公害车、提高办公楼和住宅隔热性能、进一步普及节能产品、扩大森林面积等手段，达到温室气体减排6％的目标；
澳大利亚宣布了一项5亿澳元环境计划，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防止全球变暖。
2007年1月3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灯火之都”巴黎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上的2万盏灯将于2月1日晚全部熄灭。这次熄灯是为响应环保人士的强烈呼吁，以呼应全球气候报告的发表。
2007年2月6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家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列举了中国遏制气候变暖所面临的挑战：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如果出钱购买，又面临着经济压力。
“我们的目标是发展经济，改善能源结构，最大限度地使用清洁能源。……我们的能源消耗要减少20%，说明我们还有潜力可挖，但是这种潜力挖完之后，肯定是要采用一些清洁技术，那时候我们是非走这条路不可，只是时间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环境与资源司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副处长李丽艳此前表达了相似观点。她说，“在气候谈判中，中国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很大。气候变化对各国影响不同，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多。中国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下，要想取得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加能源使用从而增加排放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一方面我们能源利用仍然以对排放贡献较高的煤炭为主，再加上我们总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减排任务更显艰巨。”
“中国同样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极端气候威胁，更多地区将遭受干旱和热浪的影响，而台风、洪水等气象灾害的侵袭也将更频繁和强烈。事实上，这种趋势在最近几年已经凸显出来。”面对气候评估报告，时任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也表示了她的担忧。
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也是气候变化的责任者。2006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仅在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能耗增速就超过了10%。国际能源署专家估计，按照这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耗不断飙升的速度，“中国最快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在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任何国家、政府或个人都无法回避。”李雁认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进一步开展提高能效的工作，这些都是中国有能力、也应该为遏制气候变化做出的重要贡献。只要各国共同努力，我们仍然有机会避免更糟糕的结果。”
李雁的观点是，于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可再生能源法》为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但这些行业也只是刚刚起步。同时，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降低20%能耗的目标，中国在能源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只有又好又快地发展，才能够稳步解决问题。”秦大河在2007年2月6日说。
李丽艳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才能在国家间达成更广泛的共识，从而有助于问题的协调解决。
2007年，美国环保协会项目经理张灵鸽，对于气候问题被掺杂很多政治因素感到担心说，气候变暖这个看来很“科学”的问题，自其亮相于国际社会的舞台，就一直处在政治较量的漩涡和经济利益的纷争之中。因为温室气体的问题具有全球的公共性，环境的公共性使得很多人都想尽可能多地使用，而不愿承担应有的责任。排放温室气体的大户，或者趁机游说政界抵制减排，或者加紧技术攻关，抢占清洁能源市场的先机。
“在政治较量和经济角逐中，气候变化本身却没有停止脚步，很多研究证明全球变暖在加速。不断有新的研究结果证实，气候变化的负面和灾难性影响比人们预计的要严重。”张灵鸽说，“这个星球实在是太忙于政治和经济了，以至于搞不清楚气候变化是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了，还是将政治问题科学化了。”
2007年9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束，嘉宾们离开悉尼，贡献了《悉尼宣言》。
《悉尼宣言》被认为是APEC成员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种积极姿态，无论程度如何，肯定会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气候变化谈判产生积极影响。
这也是自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首届会议以来，气候变化问题第一次成为APEC领导人会议主题。
关注气候问题的国际会议远不止APEC：
当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把气候变化作为安全问题进行辩论；6月份的G8+5峰会最重要议题也是气候变化；当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气候变暖同样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说“言必称气候变化”略显夸张，但也基本符合现实。
热衷于谈气候变化的不止国际会议。各国政府、NGO、企业、公众人物……几乎不放过任何表达自己关注气候变化的机会。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气候及其相关的环境问题是人类的“生死问题”。作为环境状况一个最重要的变量，气候变化会影响和决定大气、水、生物、土壤等几乎所有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的重要环境要素。某种意义上，关心气候就是关心人类的终极命运。
其次，气候问题既超越国家、地区、民族、种族界限，也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界限。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家园，人类所有的生存、梦想、追求都只能依赖于地球，依赖于合适的气候。
再次，正因为气候问题的终极性和无界性，使气候问题成为政治家们最顺手的一张“政治正确”牌，国际谈判、国内竞选、法律制定、政策推行等等，只要是关注气候，关注环境，就站在了真理的一侧，令对手无从反对。
最后，气候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排放权某种程度上等于经济增长权。地球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原目标基础上，各经济体均应承担“约束增长”或“平衡增长”的责任，因此，气候问题也是各国关于发展空间的度量、谈判和争夺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只要关心自己命运，总是要谈谈气候，比如：
2007年APEC会议前夕，绿色和平便开始给未受《京都议定书》约束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施加舆论压力。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用中文打出标语——“拯救气候，慎与美澳为伍”。明眼人看出，这并不仅仅是在向美国和澳大利亚施压；
尽管对于在会上达成明确的减排目标协议始终不乐观（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但美国与澳大利亚在会议前后对气候问题亦有积极表示。美国总统布什称，美国要在与全球变暖的斗争中起到带头作用。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捐资7000多万澳元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将向“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再次捐资5000万澳元；
作为全球碳排放大国，自2006年年底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会议、报告、政策、方案，将气候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国家高度予以重视。同时也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APEC会议上，中国提出的建立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以及各国联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建议为大会所接受。
一方面，发达国家竭力想将减排责任“紧箍咒”戴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排放大国头上；另一方面，在碳排放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一时无法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希望争取更多空间。
比如中国政府在自觉承担减排责任同时强调，中国当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1/7，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0，排放属于生存排放和必需的发展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在没有找到现实可行的办法之前，应充分考虑发展权和发展空间。
可以想见，在即将到来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碳排放的“有区别的责任”划分与谈判仍面临渺茫前途。
但肯定不会有人否认自己对气候变化所承担的“共同的责任”。关心气候已经从政治常识进一步成为经济常识、道德常识乃至生活常识：
如今，除各国政府表现出对气候问题的高度重视外，越来越多的公司热衷于出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环保及气候问题则必然占据报告主要位置；大型跨国公司尤其是能源类企业，纷纷资助与气候问题相关的调查、研究及其他公益行动；NGO、媒体积极搭建平台，集聚公众力量关注气候变化。生活中能够看到，更多宾馆加入绿色行动，提示客人节约使用能源；更多超市增加了塑料购物袋使用成本……
无论动机如何，无论效果怎样，关注气候总是人们乐于见到的事情。甚至，不必过多担心气候问题成为“筐”，成为略微变了味的时尚。
2009年7月19日，带着一脸微笑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那里碰到了钉子。
美国希望印度在当年底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接受碳排放约束性限额。印度不仅没有理会这一建议，同时还对美国的碳关税予以指责。
其实，美国最想说动的还是中国。2009年，时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联袂访华，在中美新能源战略合作主旨下，清晰可见美国试图影响中国气候谈判立场的动机。
而作为落实“巴厘路线图”的举措，中国政府早在2009年5月份就公开阐明了自己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立场，强调发达国家的全球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的支持义务，以及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责任。显然，这和美国“共进共退”的立场不符，令美国不太能够接受。
在此两年前的巴厘岛，美国先是成为众矢之敌。最终，被纳入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减排义务框架。
随着奥巴马上台，美国的气候问题立场变得更加积极。但有一点变化不大，就是美国仍然持《京都议定书》背景下的立场，希望拉着发展中排放大国共进共退，强调“共同的责任”，不同之处在于，《京都议定书》是消极意义上的捆绑，哥本哈根是试图进行积极意义上的捆绑。
早就有人预言，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不会有乐观结果。之所以艰难，在于更倾向于“共同责任”的一些发达国家，与更倾向于“有区别的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的认识上各执一词，又都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强调“有区别的责任“，是着眼于历史。按照通常所说的“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发达国家是气候变暖的始作俑者和主要责任人，理应为这一恶果买单；强调“共同责任“，是着眼于现实。同样按照“谁污染，谁付费”原则，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跻身排放大国，而且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排放量将越来越大，理应为自己当下和未来的行为承担责任。
而作为两方阵营的代表，中国和美国的立场，以及下一步合作行动，将最具标志性意义。这两个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2009年排放量合计约占全球总量的38%。
两大阵营之所以不容易达成共识，除了历史与现实的错位，还有“道义”与“利益”的错位。已经跨越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似乎更容易占据道义立场，代表全球利益和气候变暖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们思考；尚在为本国国民的衣食温饱奔波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加侧重经济发展的利益。而消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贫困问题，理所应当也算是全球道义。从这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很难说是真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还是一笔扯不清楚的糊涂账。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真正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似乎是欧盟。正如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的驻华大使林川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既不是你的星球在变化，也不是我的星球在变化，而是‘我们’的星球在变化，我们每个人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不是人们相互斗争的新武器。”而欧盟的立场，并不像美国那样非得捆绑着发展中国家尽“全球道义”，他们强调，无论其他国家怎么样，都会坚持履行减排责任。
面对气候谈判纷争，不禁让人想起佛教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的话：“（在普通人那里）爱只是‘自我’寻求证明自己的另一种方法。我们所说的爱，通常是不折不扣的自私。只有在你不再一心一意关怀自己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关怀别人。”
这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真正的道义应当是发自内心，不附加任何外在条件的；二是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为某些群体争取利益时，要提醒自己，是不是真能代表这些人群？
真正符合道义的气候立场，恐怕就得像欧盟所表达的那样，不求别人完美无过，但求自己无愧于心；真正负责任的气候行为，恐怕应当摒弃自己所在团体的任何政治、道德、利益的动机和借口，真心实意地为贫困人口考虑，为受害于气候变化的人口考虑，为地球考虑。
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日渐临近，国际间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远比气候变化本身“温度”要高。
很难说在《京都议定书》中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不感到些许委屈，尽管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伴随着全球70%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它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做了，下一步该大家一起行动”。
总体上，争论仍将主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
比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在中国清华大学做以气候为主题的演讲时，曾委婉却又坚决地说，“我在这里是以友好和良知的心愿提出这个要求，我希望中国能加入到世界（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中。”
这句话的含义自然耐人寻味，正如一些国际组织呼吁中国不要与美国这种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不道德”国家为伍一样。
当然，发达国家之间也难免争吵，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联盟党气候保护会议上就曾公开指责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得不够。
无庸置疑，气候问题的谈判，实际上是在全球环境危机面前，各国之间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的争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共同的责任，有区别的权利”。
不能否认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的真正关心，以及自身努力的意愿和行动，也不能指望这些国家完全牺牲自己发展空间，或者从技术、资金、人才等各方面全心全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基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考虑，发展中国家将环境问题的核心理解成发展问题也无可厚非。
在此背景下，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无可挽回地演变成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由此，“共同的责任”渐趋弱化，“有区别的权利”意识则在反作用力推动下得到强化。
无国界的环境与有国界的政治形成必然而令人遗憾的二元对立。
比如戈尔在作为环保人士领回诺贝尔和平奖时，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相对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密集的飞机旅行对于环境有何不妥。
国家也一样，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谈到全球气候问题时都充满普世人文情怀，而面对自身利益或问题时，虽不明说，潜意识里也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一旦个人认同了一个群体的价值观，安全感会使他以为找到了真理。更何况国家原本就有各自的国民群体，政治家们不会放弃与自己国民的相互认同，而去追求未来价值和地球整体价值。
在环境伦理学上，未来人群是不是道德主体尚存争议，至少在讨论作为个体的未来人时有分歧。这已经足以说明人类在他人利益面前的自私和麻木。
甚至即便环境危害触及自身，因“旁观者心态”作祟，人们也会麻木。
可以说，环境问题、气候问题不能谈判，一谈就会偏离环保本身要求，变成拿环境说事。
然而，谈判、讨价还价又是目前为止最不坏的手段，毕竟这是承认现实、顺从人类的自私心理，毕竟在谈判中产生了《京都议定书》，或许将来还会产生作用范围更广和更具约束力的新的气候协议。
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前夕，2009年11月17日，由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和平、乐施会、行动援助等七家民间组织牵头组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小组”，在北京联合发布了《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呼吁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全方位采取行动，承担减排责任。
尽管这个呼吁能起多大作用当时不得而知，甚至可以确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就民间组织而言，这不仅是对气候变化关注的语言表达，更是一个切实的行动。而事后被证明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政府层面的谈判也仅限于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各国政府应承担责任的讨价还价，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行动能力是任何民间组织都无法比拟的。
拒绝行动的托辞很多，比如：美国政府曾借口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不明朗而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发达国家借口发展中国家不愿承担核定减排义务从而也不愿意主动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借口发达国家技术、资金援助不到位从而声称无力更多减排……
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以及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高度密切，这两点因其已经成为常识而无法在诸多托辞中出现。而在气候灾难面前，没有人能够永远置身事外，比如中国，200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雪和大幅降温异常提前，造成一些地区受灾。这无疑是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环流改变造成的结果。这种降温提前不是气候变暖的缓和，而恰恰是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越来越难以捉摸的表现。在确定的气候变暖和不确定的天气表现夹击之下，人类还有多少反应时间不得而知。
或许没有人否认气候变化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也没有人否认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大家都意识到，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必须采取行动；减排有助于减缓，行动有助于适应；每个国家、每个公民都应当为气候变化承担责任和采取行动……吊诡的是，我们很少看到有国家愿意无条件地主动承担更多责任，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这正是气候谈判的悲观宿命。
相对政府而言，科学家的行动显得更加积极和去功利化。
2009年，浙江古田山，一个由中科院植物所主持、汇丰集团和地球观察研究所共同参与的亚热带森林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项目正在进行，科学家们为求证森林固碳能力以及气候变化与森林的相互关系，在进行异常艰苦、单调乏味的研究。
确定样地，划出样方，精确定位，测量胸径，详细记录……大量的前期和基础工作都是类似的密林间简单、辛苦的体力劳动。而用该项目科学家的话说，就此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精确的，只能尽可能接近真相。
因为有系统因素和动态因素的干扰，严格说，甚至砍下来烘干称量，也弄不清一棵树的固碳能力究竟是多少，遑论一片森林和全球森林。再说，砍倒一棵树，用作燃料，就增加了碳源；用于制造家具，就稳定了碳汇。家具最终被烧掉，就变成碳汇；任其腐烂，则进入更加复杂的碳源碳汇转换系统……一切就是这样很难确定。细想开去，在这不确定的基础之上确定的大至碳汇交易、小至公民个人减碳行动效果的计算，都显得不太可靠。更何况，目前对于成熟森林的“碳源化趋势”，以及人工干预对森林碳源碳汇转换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与森林固碳能力类似，在节能减排行动中，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国政府，对自己的减排量其实几乎没有办法精确衡量；一国政府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均衡点几乎无从把握；对率先产生的气候难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无法预测；对气候谈判各方的心理底线难以悉知；对自己的立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态度无从知晓……
悲观地说，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几乎什么也不能确定。
而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科学家和民间社会以行动代替语言，艰难地进行摸索，以此表达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恰恰是值得各界尊敬和各国政府需要学习的精神。
2009年12月，令世人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如期召开。
各国政要肩负地球未来使命、头顶国际主义光环出席大会；与此同时，政要们深知，他们首先需要对本国利益负责。这意味着，谈判者的外表是国际主义、人类主义乃至全球主义的，而内心则是爱国主义的；他们所用的语言是环保主义的，而谈话实质却是发展主义的。
如果人类解不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之结，如果国际主义的前提只能是丝毫不损害本国利益，气候谈判的宿命只能是悲观的。这种悲观宿命或许可以通过开会本身的一个例子说明：
哥本哈根大会官方网站称，本次会议共计将排放约4.05万吨二氧化碳。为了抵消这一排放量，丹麦将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投资约70万欧元，兴建20座用新能源烧制砖块的砖窑，以取代一些污染严重的旧砖窑，从而每年减少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计划形象地诠释了《京都议定书》中履约的灵活机制。
然而，假设有证据证明，这些新能源砖窑同样会产生严重的排放问题；或者无论有没有这70万欧元，孟加拉国都会建设这些新能源砖窑；或者这些新能源砖窑所产生的减排作用，被达卡当地粗放式经济的迅猛增长所抵消……这些都会成为灵活机制受到质疑从而难以维持下去的理由——正如联合国掌管碳交易的机构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之际暂停核准中国风力发电项目获得CDM资金一样。
果真新能源砖窑难以为继，既是丹麦国际主义的失败，也是孟加拉国爱国主义的失败。大概能证明的是，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不可能坐到同一张谈判桌上。
“国际主义者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的观点很简单，也很现实，就是当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发生冲突时，国际主义者是可以成为爱国主义者的；反之，则不行。
用这种眼光看待和分析气候谈判各方心态，应该是合适的。大家都不否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中“共同的责任”是理想，是国际主义；“有区别的责任”是现实，是爱国主义。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小心翼翼地在“共同的责任”中划出一块符合本国利益的部分，作为“有区别的责任”用以履行。坦白说，就是借气候谈判谋求本国利益。
欧盟希望借气候谈判及行动树立自己外交新形象，争取更多全球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既不愿意放弃话语权，又希望与发展中排放大国捆绑承担责任；77国加中国集团，尽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基本保持一致（比如不希望限排阻碍自身经济发展），但内部分歧也越来越明显：小岛国集团欢迎欧盟立场，最不发达国家集团为了资金愿意做更多妥协，石油输出国组织反对达成气候协议，甚至否认气候变暖与人类有关……
如果说气候表现在所有人看来是基本一致的话，气候变化的原因则已有分歧，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就是千差万别——尽管减排已成为共识了。显然，在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眼里，气候谈判几乎完全是两个概念。科学家的一些国际主义精神，在秉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政府官员眼里，不过是“左派幼稚病”而已。
既然环境本身注定无法参与气候谈判，那么环境利益的代言人——人类的国际主义或者全球主义，在谈判者爱国主义本能面前，也只能形同虚设了。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被称为“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其受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人们相信，自2000年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由工业革命前的280ppm（百万分比浓度）左右，上升到如今的380ppm后，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再也无法让其回头。而当二氧化碳浓度升至550ppm时，相对应的两摄氏度升温，将给人类带来无法逆转的失去家园、极端天气频繁、缺水、饥荒、疾病等诸多灾难。
科学家们认为，野马重新戴上辔头的唯一标准是：在2015年至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而这一切，似乎都取决于哥本哈根能否达成实质性协议。
哥本哈根的减排目标瞄准的是2020年，按照2050年减排50％的逻辑，2020年全球应当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至40％。从当时占排放量绝大多数的几个主要经济体公布的减排承诺看，2020年的结果并不乐观：欧盟承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美国承诺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现实情况看，处在经济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只能承诺尽量降低碳强度，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可能不降反升。
由此可以想见，即使所有国家都兑现了2020年承诺，也几乎不可能实现25％至40％的减排目标。
何况，这些承诺中，有相当一部分仅是自我承诺，而不是国际承诺。即便都成为国际承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也许能够勉强做到，但是否可约束、可问责，就不得而知了。至少从《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和执行过程中，人们看不到乐观迹象。作为《京都议定书》留下的最令人兴奋的成果——灵活履约机制（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慢慢蜕化成金融炒作的工具，从而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京都议定书》的悲观，没有理由支撑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任何协议的乐观。
为了解决难题，有时候必须借助开会、谈判、磋商等形式，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工具。但一不小心，往往也有可能纠缠于这些形式和工具，而迷失了本来的目的。作为环保议题的气候谈判，不幸沦为关于以争夺地球资源为实质的发展权的讨价还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原本，由人类来裁决地球的未来，就显得有些可笑。或许，我们能够勉强裁决的，只有人类自己的未来。
自我裁决，必须回归事情本来面目。要认清我们所有人不过都是地球上卑微的生物，我们从子孙后代手里借来各种资源，目的却又是让子孙后代能够继续享用这些资源，以便让我们的种族得以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
为此，要么我们真诚地团结一心，在地球村里无条件互相接济；要么我们反求诸己，率先垂范，尽到自己一份责任。与其对可能通过吵吵囔囔达成的协议寄予过高期望，不如对我们自己内心抱着一份期望。否则，我们除了对资源继续无尽地攫取，和对别人不能履约的指责，又能剩下什么呢？
关于气候问题，可以作个比喻：一艘远洋航船，突然被发现船底破了一个洞，船上的人反应不一。有人说，因为这洞不是我造成的，所以我没有义务去修补；有人说，如果别人都不修补，我也不修补；有人说，这洞还不够严重，暂时没必要理会；有人说，如果洞再大一些，大家就都会来修补了；有人说，我们必须就修补破洞问题开会协商，以便达成协议，并让每个人的行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
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哥本哈根会议还有一个插曲：会议召开同时，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气候变化及其原因的肯定分析，曾经受到强烈质疑。
一个全球独立科学家组织NIPCC（国际非政府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之前不久公布的一份题为《重新思考气候变化》的研究报告称，全球气候变暖应当归咎于自然界而非人类；同时，这项研究认为，全球温室气体增加将使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并有利于人类健康。
更令人关注的是，一名侵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所电子邮件系统的电脑黑客宣称，其通过英国气候学家近千封电子邮件发现，气候学家们掩盖甚至篡改了对他们研究不利的数据。而这些研究直接影响到IPCC气候报告的相关结论。
这一切为哥本哈根会议添加了灰色幽默色彩。而如果这才是“难以忽视的真相”，气候变化大会及全球为气候问题产生的种种磋商、争执和行动，会成为一场无厘头的闹剧吗？
对已知的质疑和对未知的探求，正是科学精神的本质，IPCC受到质疑并不奇怪。何况，IPCC报告本身也罗列有反对气候变暖相关结论的观点，比如某些石油输出国组织专家的结论。
问题在于，即使在气候问题上IPCC出现致命失误甚至撒了个弥天大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长出一口气而从此安然度日？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回到事物本质。显然，气候问题的本质是环境问题，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使用，从而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问题，是普世环保主义与极端发展主义的矛盾和斗争问题。
回到气候问题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及发展模式、环境伦理做更多思考。
人类发展过程，正是对自然资源不断攫取和破坏的过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全世界已经丧失了1/4的表土层和1/3的森林覆盖。以目前的破坏速度计，在我们的寿命年限内，世界将失去70％的珊瑚礁，而珊瑚礁里寄生着25％的海洋生物。在过去30年中，地球上1/3的资源——“自然财富”已被消耗殆尽。我们正在以每年6％的速度失去淡水生态系统，以每年4％的速度失去海洋生态系统（摘自《自然资本论》）。按照这样的破坏速度，地球经过38亿年积攒下来的自然资本，到本世纪末将所剩无几。
而对化石能源的无度开采和大规模使用，既是释放温室气体的主要原因，也是人类对大自然肆虐的发动机。正是由化石能源使用开始，人类才真正走上了“黑金经济”之路：美国300万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全球20亿人口；新型灌溉技术让泉水完全服务于农业，占人类耗水量的70％（摘自环保纪录片《家园》）。在石油、化肥和农药的共同作用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工业化步伐空前加快，从而将人类的消费欲望彻底激发。而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方式成为全球共识，我们大约需要5个地球。
与此同时，化石能源也是环境主要的污染源。仅以大气污染为例：目前大气污染物主要有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碳氢化合物、碳的氧化物和卤素化合物等，其中前四类污染物均主要来自化石能源。据称，1991年的海湾战争，由于大量石油燃烧造成污染，导致海湾地区民众死亡率升高10％，伊拉克人的癌症患病率比战前提高5至7倍，科威特仅在1992年就约有1000人死于大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因此，藉由对气候问题的关注，而重新思考人类发展模式，推进低碳经济，加强全球合作，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在众多环境问题当中，为什么气候问题会引起全球如此高度的关注？或许是因为在所有环境问题中没有哪个问题像气候一样影响全球每一个人群和每一个角落，或许是因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人格魅力，或许是研究气候问题的所有组织善于向公众施加影响，甚至或许是气候属于一个相对温和、并不直接触及当下恐怖的环境现实的问题。总之，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气候问题才能如此高度凝聚全球共识，让全球科学家、政府首脑、NGO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
单从这一点看，即便关于气候变化的结论尚需进一步辨清，但其对环保领域的贡献已经功不可没了。我们可以宽容一点，把气候问题单纯理解成全球环保问题的一个缩影，当成凝聚全球环保共识的一个平台或工具。这样，至少对于环境问题我们还有一点乐观的理由。
气候谈判之难，在于所有国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权。
在民众刚性消费需求面前，发达国家绝不情愿放弃眼下的奢侈生活；在疾病、饥饿、贫困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回避发展谈环保，也确实有些奢侈。
环保共识需要凝聚，发展共识却早已存在。不过前者应当是全球统一行动，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各打自己的算盘。
环保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这一判断的原意大概是，只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能力解决环保问题；然而，在气候谈判面前，对这句话也可以作另一种解读，即环保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权的争取和妥协问题。
相对而言，各国对发展权的争取要远远大于妥协，在这一“共识”下，谈判变得冗长甚至无聊。用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政策与研究总监喻捷当时的话说，“大部分的谈判是乏味的，各国官僚在遍布会场的各个小房间里抠字眼，有些议题抠了十几年，却没有实质进展。真是谈白了少年头！”
更重要的是，在气候责任上打折扣并不会受到硬约束。尽管《京都议定书》规定，在下一个承诺期，不履行义务的国家要按30％的利息偿还碳排放债务，但即使罚金最终收回来了，可却把真正的环境保护问题搁置了。况且，如果那些主权国家理直气壮地说不交罚金，谁又能奈何得了呢？
唯一可行的出路，可能是在发展与环保这看似对立的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需要回到“环保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的原意，即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保问题，在不断发展中解决环保问题，最终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在微观的企业层面，这方面例子越来越多：
通用电气（GE）宣称，其在2008财年“绿色创想”业务（与环保相关的业务）收入已占公司总收入的1/4；西门子公司报告说，2008财年该公司环境业务组合产品及服务实现收入190亿欧元；英国石油公司（BP）耗资2000万美元执行一项公司内部“找碳计划”，居然意外地节约了6.5亿美元。
稍加留意，环境与发展相和谐的前景似乎十分广阔：随着传统的化石能源日益枯竭，新能源的利润空间正相对放大；作为石油基产品的替代，可以完全降解的生物基产品越来越受市场欢迎；CDM能够在整体上有利于环境的前提下为减排企业提供经济支持；能源合同管理可以让服务提供商赚到合理的利润，获得可持续发展；基于政府和公众环境意识普遍提高，垃圾和污水处理业务市场日益向好；节约能源业务被称为人类“第四能源”……
现实和前景之间毕竟还有相当距离。万科的王石曾经就工厂化住宅问题说，相比传统施工住宅，工厂化施工住宅每平方米能耗降低20％、水耗降低63％、木模板节省87％、建筑垃圾减少91％。但住宅工厂化生产所提高的成本，市场能接受吗？
理论上说，王石的问题应当可以在全球低碳经济浪潮中找到答案，在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得到解决。
不过，正如气候谈判久拖不决、艰苦异常一样，在化石能源短缺危机尚未真正降临的时候，人类真的能够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巨大惯性和利益诱惑而实现根本转型吗？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各国真能果断打破贸易壁垒让先进的技术自由流动吗？在急功近利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现在，人们真的愿意牺牲哪怕一丁点儿现实利益而成全环保吗？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曲终人散之际，也给人类留下了许多遗憾。
从会前全球的高度重视到会议开幕的仓促无序，从岛国代表的声泪俱下到诸多政府官员的吵吵嚷嚷，从主办方一连串的乞求到各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从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协议到联合国秘书长的无可奈何，从闭幕式的混乱不堪到环保组织的失望泪水，从对哥本哈根的幻想到对墨西哥的幻想……这个在童话王国召开的会议不断挑战着人们的想像能力，也不断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会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哥本哈根既抱有怀疑更抱有希望。在各国政府自身的积极预热和舆论高调追捧中，人们最希望看到哥本哈根能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提出一份完美的解决方案，希望各国政府切实承担责任，至少在2020年前令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2050年的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从而将气候升温控制的2摄氏度以内。果真如此，哥本哈根总体上将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句号。
尽管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并没有兑现，尽管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一直在斤斤计较，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充满争执，但毕竟各国对气候问题有着高度共识，毕竟人们手里拿着一份相对清晰的巴厘路线图，毕竟有着一些相对明确的减排责任目标。按照描绘中的理想，即算哥本哈根“一劳永逸”的协议落实尚需努力，句号被迫改为逗号，情理上也可以接受，地球的未来尚可期待。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会期的临近，各国政府先后明确的表态却让哥本哈根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因为主权国家的所谓明确态度正是对自身责任的尽可能回避，和在具体减排目标上的退缩和游移，这种退缩和游移蚕食着全球气候共识，直至一个插曲——“气候门”事件——将全球气候共识撕裂，并成为某些国家的谈判武器。由此，人们慢慢相信，或许大会协议不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协议签署本身还面临着障碍，从而有赖于会议期间各国付出更多努力。由此，哥本哈根不再是逗号，而是个省略号。
而自会议开幕始，哥本哈根则被划上了一个又一个惊叹号：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参加人数之多、媒体关注之强烈令人惊讶；会议组织之混乱、餐饮住宿费用之昂贵令人咋舌；民间环保团体和各国环保人士对气候变化大会期待之热情令人感慨；太平洋岛国等排放极低和经济贫困的国家受气候灾害影响之大令人动容；主办方期望在峰会前达成框架协议从而反复请求、恳求乃至乞求各国谈判代表的态度令人深思；几个发达国家单方面提出一份框架协议，以及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否定令发展中排放大国愤怒；各国代表强硬与躲闪相混杂的谈判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休止争吵令人感到悲哀；最终达成的协议与期待中协议反差之大令人失望。
已然凝聚了全球共识、也应当达成全球最大共识的气候大会，主旋律居然是这一连串的惊叹号，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惊叹的了。或许，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诉求的主权国家确实无法共同承担全球公益事业；经济发展带来的气候问题确实不能仍然通过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和相关模式得以解决；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气候问题在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谈判框架内确实找不到答案；对联合国的工作效率和和执行能力确实不能有太多指望。
除了继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外，哥本哈根会议将人们当初少量的怀疑和悲观情绪无限放大，并以极端方式兑现出来。以对圆满句号的期许开始，以最大的问号结束。
无疑，这个问号已经带到了眼下的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