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自《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广早已超出了欧洲，覆盖了世界；人类社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深更曾改变世界格局，形成过“两大阵营”。
那么，又是什么赋予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以如此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力呢？——根本当然在它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雄辩的唯物论与精湛的辩证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一经产生，就即刻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一种最为系统地总结了自身自然科学发展规律，与最为深刻地剖析了自身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经典学说；并且其整个思想过程，都是以一种十分严谨的理性态度完成的。
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说，既然本是经由马克思他本人，依据其经典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亲手推导而得的——当然也一定不容质疑：“定律”既无可辩驳，“推论”还能站不住脚吗？
然而，马克思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他不仅是一个学术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于是，当他在把握客观真理用以指导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当他在设计其“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过程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为他的革命斗争情绪，革命理想激情所操控，以至有意无意地走上一条目标引导推理，需要选择依据的伪科学之路，如此既给他的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打上了深深的对立斗争烙印，又给他的这种“革命”的国家学说披上了一件唯物辩证的华丽外衣，但是同时，马克思的三大悖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伪科学悖论，也统统形成了。
一，阶级斗争的悖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是一部生产力的发展史；那么，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生产力里面，工具是人造的，对象是人开发的；故此，已经可以确定，生产力的发展史，归根结底又是一部劳动者的发展史。可是，劳动者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依据辩证法的观点，事物的发展都是其内部对立而统一的两面，彼此联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故此，社会劳动者的发展，也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利益面前，其中占据相对悬殊地位的两大反差群体，彼此联系，矛盾运动而促成的。
因为人类是在物质上高于动物的肢体活动，进而能够借助工具劳动，在精神上高于动物的追求有限生命，进而追求无限幸福的高等级动物。会劳动是人的本能，而求幸福则为人的本性。
同时第一，人是不能离开群体独自生存的，故此每个人可能追求得到的幸福，都是其时社会总体幸福的一分子，经济利益的一分子，社会地位的一分子；第二，同时代的人对社会幸福的现实追求基本一致，他们普遍地受制于该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故此，生活于一定时代的人，都可以以他们的共同追求，不同处境为基准，分成高下相对，矛盾运动的两个群——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大对立阶级”。
然而从发展的角度上讲，“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在“斗争”，而是在于彼此间的促进。因为在收益与付出面前，每个人都会选择性价比高的，而放弃性价比低的；因为人人都想“出人头地”，争先恐后；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因为求幸福为人的本性！“斗争”不可能占到“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关系的主流，否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总体上就不成一部发展史，而是只能成为一部动乱史，伤残史，甚而至于趁早灭绝，以至不成史。
当然，在一定的阶级系统之内，始终也有阶级高位以野蛮邪恶手段压制低位，阻其高升，以及阶级低位也以野蛮邪恶手段残害高位，取而代之的状况存在，因而也形成了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此种斗争，在高位阶级内部存在，在低位阶级内部也存在，它并不是高位阶级与低位阶级之间专有的斗争，而是整个阶级系统，整个社会之内，文明与野蛮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落后的上层建筑不能反映先进的阶级系统，不能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因而形成的体制性斗争，而决不是所谓“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人类社会的发展升级，在本质上是阶级系统的发展升级，它是社会主导生产力发展升级的必然结果，而其具体的表现，则又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发展升级，同时又是社会惩恶扬善功能的发展升级，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升级，是整个阶级系统之内，高下流动秩序，流动效率的发展升级。
同时，当两级生产力已经开始交接社会主导地位，于是相应地，由此两级社会主导生产力决定的两级阶级系统也必须交接社会主导地位，进而推动上层建筑，推动整个社会运转体系，最终完成一次具体的革命性升级的时候，斗争关系可能暂时超越促进关系而上升到该时社会总体关系的主流；然而此种斗争关系，应为一个新兴的阶级系统与另一个没落的阶级系统之间的整体的系统斗争关系，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系统之内“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关系。
故此说，一定阶级系统内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促进”是根本，是本质，而“斗争”最多只能算是“促进”之下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它本来只是“促进”的一种表象，一个侧面；因为只有“促进”才能支撑一个区分（对立）标准得以在一定阶级系统内保持绝对稳定，进而支撑一个阶级系统得以主导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历史时代。
然而，马克思出于革命的需要，为了斗争的目的，打着辩证法的招牌，刻意强调突出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故意回避抹杀阶级促进，阶级协作，并最终在根本上打造了一个“阶级斗争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险峻悖论，其对后世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沉重的。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悖论
既然阶级之间的关系重在“压迫”，弊在“剥削”，那么“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消灭剥削，终止压迫，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又提上了日程。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发点就在推动社会分配由“按资”，“按地”，最终向“按劳”彻底转变，从而在根本上消灭“剥削”，终止“压迫”。然而人的劳动能力高下，劳动付出大小，若非已达一个高度发达，高度理性，高度文明的历史境界，是不可能及时具体地差别出来的，为此历史也曾不得不接受过一个个距离能力付出越来越近的参照物，从出身，到占地，再到投资；故此说，在一个尚居落后，尚属混乱，尚处野蛮的发展中国家，即便干脆抹杀了内中虽有悬殊但难能区别的脑力，一味强调了虽易区别但差异有限的体力，最终也还是只能把“按劳分配”弄成平均分配；——可是，既公有且均分，“社会主义”与原始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
人是由兽类演化而来的，故此人类求幸福本性之自然表现首先就在贪欲与自私；所谓阶级之间的促进性，根本正是顺应了这种贪欲与自私，发扬了这种贪欲与自私；当然具体到上层建筑，又必须严格地控制其中兽性的掠夺性的贪欲与自私，大力地发扬其中人性的劳动性的贪欲与自私；而私有制与继续权，又是在承认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劳能差异与消费剩余，承认自身与祖上的劳动沉淀，从而保证内中的高劳动，多付出有其必要，有所寄托而已。
经济学而引入“剥削”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产品与劳务的交换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否则，那就成了唯心主义。所以第一，在客观上资本家既定不了工人的工资，雇员也定不了企业的利润，故此如果工人为了增加工资，为了减轻“被剥削”而集体罢工，那实际上就是一种恶劣的有组织的生产破坏；而企业要想增长利润，工人要想增加工资，在客观上就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家的生产技术，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劳动技能，从而使自己永居市场稀缺，永居价值高位，这一条正当而又安全的自主途径了。第二，不论是产品还是劳务，由客观市场决定了的交换，只有等价交易与不等价掠夺这两种可能，但是交换不等价而竟成功，致使掠夺实现，那其实还是社会上层建筑落后，国家体制无能的过，也与“剥削”沾不上边；“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就因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根本正是上层建筑相对落后，因而那里的人们很容易把政治意义上的“掠夺”，混淆成经济意义上的“剥削”，于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革命斗争说，也就有了市场。
与人性的贪欲和自私格格不入的公有均分制而得与人类漫长的原始社会贯穿始终，依靠的完全是原始人群的母系权威与血缘制约；然而，当人类已经走出了整体的生存困境，开始打造最初的幸福，当群体已经广泛融合扩张，而血缘依旧局限于家庭，社会再要继续与人性背道，再要继续维持那种封闭自守的公有均分制，其可能的途径就只有一条：从母系权威蜕变出政权权威，由血缘制约延伸到组织制约。
可是，权力支配是少数人发威，多数人应付，由点到线牵引式，得过且过，而利益驱动则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点点互动自行式，前仆后继；组织制约是整齐步调，一致口径，下级服从上级，不得乱套，而阶级促进则是创先争优，即时进退，鱼跃鸟飞任自由，不拘一格！
其实早期奴隶社会还是公有的，只不过公有的就是国有的，国有的就是权有的；其实古代奴隶社会也还是均分的，只不过均分的都是为生存的，而为幸福的则是属于各级“国家”的。事物的演进都需要一个过渡，奴隶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由血缘群体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出身贵贱不同，既可以说是血缘世系不同，也可以说成阶级成分不同，而至于“权有”，同样，既可以说是私有，也可以说成公有。
历史已经证明，必须依靠强权的支撑与组织的制约，公有均分制才有可能在人的社会勉强维持，但其结局却必然是人力不得发挥，效率极端低下，发展极度迟缓，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因为它根本地违背了阶级的辩证促进法则；现实也已经证实，在现代社会，在一个面临工业化的国家而制造领袖崇拜，强化组织权威，一力推行公有均分制，引领社会重走强权路，重走奴隶路，致使资本受权力压榨，人才遭暴力扼杀，那么，其可能“搞成”的工业化，也必是一种人的潜力停滞的工业化，一种物的潜力掘尽的工业化，一种一条路走得黑只有变本加厉奔向死亡的工业化；又或者本身资源贫乏，只能依靠救济，于是干脆国家乞丐化，政权无赖化。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悖论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马克思革命斗争理想的产物，因为在人类的社会史上，一个系统中的落后阶级整体地，原封不动地“翻身”而成原系统或者更高系统中的先进阶级的先例，从来不曾出现过。
所谓革命，既不是文治武功，也不是改朝换代，其最终的着落，只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升级。但是社会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升级，又必须交由该时代先进阶级系统中的先进阶级去推动完成。因为第一，一种社会意识，一项社会制度其时代的先进性，在根本上是由该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性来规定的，而其它诸后进生产力，当其靠着自身开创的生产方式，潜能已经耗尽之后，要再进一步发展，就只能间接地依赖于更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反馈，借助于更先进生产力所开创的更先进生产方式的嫁接，才能被动发展；第二，一个具有时代先进性的阶级系统，本身就是由一型具有时代先进性的社会生产力所主导而生成的，并且该系统中的先进阶级，其发展利益与发展前途，自始至终地，直接地与它所属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利益与发展前途相统一。
然而，蛇走兔蹿，各有盘算，权谋家掂量的是利益，学术家承载的是道义，要让一个落后系统中的先进阶级，打烂自己曾苦心经营，赖以维持优势的旧的阶级系统，落入一个与自己势不两立，需重头再来的新的阶级系统——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于是，也曾时代地先进过，但此时已经落后了的阶级系统中的先进阶级，必然会冷酷无情地，不择手段地，死无悔改地，做成了社会上层建筑革命升级的扼杀者，阻挠者，顽抗者——相对于革命，他们就是恬不知耻的，必遭历史唾弃的国民公敌，时代反革命！
当然，不论是落后阶级系统中的落后阶级，还是先进阶级系统中的落后阶级，他们之所以居于落后地位，根本正是由于其自身发展能力的局限性，发展意识的被动性，而其“发展能力的局限性，发展意识的被动性”若不得靠自身转变，那么他们可能形成的“革命理想”，也只能是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违背阶级促进法则的“均贫富”，“等贵贱”之类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又归根结底是一部劳动者的发展史。早期的人类与兽类一样，只会捕猎，只会向大自然索取，而并不懂得给猎物的成长投入任何的“劳动”；后来，由捕猎而游牧，劳动有所投入，索取稍微收敛，收获始趋稳定，幸福也从此抬头；再后，对象由动物而植物，生产由游牧而种植，劳动挖掘更深，难度更大，投入更多，单位面积的产出也更丰更稳，可养活的人也更多，同时还影响游牧升级而成畜牧；再后，对象又由植物而矿物，生产也由农业而工业，劳动更加集中，协作更为复杂，效率极大提升，产品极其丰富，同时更回头影响畜牧而饲料化，自动化，种植而化肥化，机械化——总之一句话，随着社会劳动者的发展，人类为生产所投入的劳动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而同时自然物质的参与则越来越低，越来越直接。
劳动投入越来越高，是由于劳动水平越来越高，而劳动水平越来越高，则根本是人类求幸福本性与社会劳动环境的辩证结果。当然社会劳动环境本身，社会上层建筑本身，在总体上也有属于它自己的发展方向。
人是由兽类演化而来的，故此人类生来地具有兽性，兽性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物质的掠夺性，二是精神的欺骗性；于是相对来讲，人性也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物质的劳动性，二是精神的理性；然而掠夺不破，劳动不立，欺骗不除，理性难彰！故此人类劳动的发展史，在总体上又必是一部其自身掠夺性与欺骗性之摆脱史和自身劳动性与理性之构筑史，一部脱胎换骨史，一部洗心革面史，一部超凡入圣史！于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总体上也必是一部掠夺性与欺骗性之社会衰退史和劳动性与理性之社会振兴史，一部锄奸伐罪史，一部社会革命史，一部文明进步史！
然而强权是什么？强权本就是社会最凶残的掠夺性与最卑劣的欺骗性，登峰造极，朋比为奸之苟连利结体！它是社会一切卖官鬻爵，营私舞弊，谄上欺下，官官相护，二奶三爷，吃饭财政之始作俑者！它是社会所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愚民维稳，武力镇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之罪魁祸首！它是社会一切危楼矿难，暴力拆迁，回扣干股，偷税骗贷，洗钱套现，裸官出逃之最忠实保护伞！它是社会所有恶霸惯盗，走私贩毒，传销集资，地沟油，瘦肉精，毒奶粉，假鸡蛋之最老练教唆犯！它始终在肆无忌惮地吞噬着社会的劳动机理，它一直在振振有词地摧残着民族的理性心灵！它早经众叛亲离，它已成千夫所指，但是它依旧在倒行逆施，它继续要藏污纳垢……
——呜呼，一具僵尸在东方肆虐！
“性格决定命运”，实为“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决定了命运”；故此从总体上讲，那就是环境造就了人，社会造就了人，制度造就了人；好的制度关照了好人，排斥了坏人，坏人之于好的社会，或则回头是岸，重新做人，或则折戟沉沙，猪突鼠窜！而坏的制度则支撑了坏人，遗弃了好人，好人之于坏的社会，或则入流合污，醉生梦死，或则伤痕累累，含垢忍辱……
堂堂正正的唯物辩证法真就浑浑噩噩？
工业能成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终结吗？
金钱与知识相比，哪一个更重要？
自由市场还存着多大的欺骗性？
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民主能代表最终的理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