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署名戴立言的人很有名，此人先后在新华系发了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领导干部大都是贪官吗？”。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显然是出自官方的御用文人所为，但在如今的网络氛围中，如此背景的官样文章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威严和说服力，恰恰相反，却遭致网民的口诛笔伐。关于两篇文章如何蹩脚，网上的相关评论实在是太多了，这里自然没必要重复。我只是想抒发一下感慨：其一，现在的言论氛围还真是蛮宽松的了，明显官方的御笔钦命，却被草民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如此的不堪一击算是国内舆论界少有的奇观了呀。其二，有关国内体制性腐败的深层原因本就自不待言，解决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但如果非要装出一副清白委屈的样子，那是一定要出丑的，这两篇文章试图欲盖弥彰，自然是事与愿违，难免要上演一出“砸脚乌龙”的闹剧了。

国内的官场腐败是公认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的，至于导致腐败的原因，缺乏监督无疑是重要的一条。那个戴立言写的文章当然也不敢否认这一点，但却固执地用文章题目的画外音辩称，腐败是存在，但并非我们独有。既然多党执政也难免腐败，我们这里的腐败状况又有何大惊小怪的呢？坦白说，这完全是在以一种流氓的态度在谈论如此严肃的政治话题，不值得一驳。至于我们社会中的贪官数量有多少，的确是个很令人难堪的事情，我宁愿相信很多领导干部在主观上是不情愿跻身贪官阵营的。但正如有些网友所言的那样，这其中关键是如何界定贪官的标准，如果贪腐千万以上为贪官，应该不会是大多数，但“如果按照正常国家的标准，收受或者接受几百港币、几十美元的礼品、宴请就算受贿的话，我们这里连一个清官都没有。”这并非决定于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体制缺陷使然啊。在现实生活中，达到一定层级的领导干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调转升迁、生日住院等情况下，各种习以为常的礼金收入就可以几十倍、几百倍于个人的正常合法收入。这样的收入自然端不上台面，但却自然合理，大家彼此都心安理得，这大概也是官员财产公示阳光法案迟迟得不到通过颁布的国情背景所在吧。这样的领导干部就是大多数，他们自己以为是个好官，也理直气壮地进行自我标榜，接受戴立言们的褒奖。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官场中司空见惯，也是那些底层官员千方百计为晋升送礼拜佛的动力源泉。

我不清楚对领导干部收入状况的此种解读会有多大的公众认同，但我当然也清楚，这可能还是属于在努力为官场现状说好话类型的吧。因为近来不断涌出的官民冲突，明显在引发公众的更为极端悲惨的联想。比如发生在延安的城管暴力事件，作为体制最底层的城管，往往是与草民冲突的导火线。残暴的城管人员行为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于是爆出城管是临时工的消息，网民进行了习惯性联想，雇佣如此临时工的机构肯定有问题，于是延安城管大厦曝光了，该城管局长的违纪问题，如车辆严重超标等问题逐一浮出了水面。有关方面还在试图化解问题的严重性，声称那严重超标的车辆是向下属单位借用的云云，而且提供了车辆购置的资金来源完全正当，借用的理由充分等等，而这样的理由无非为体制缺陷的实质提供了更加具体的佐证。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干部看似腐败的行为，其实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体制内规则完全允许的，如果脱离体制的原因去追究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是否有些不近情理呢？网友们已经摸到了这样的规律，只要碰到体制内的一个人有事，追下去的结果一定是问题成堆。公务员阶层流行这样的说法，官员属于高危职业，即便你个人再谨慎，你的下属出错也会导致前功尽弃的。这样的事例早已屡见不鲜了，难道不该从体制本身来查找原因吗？

说起来，新华社这两篇文章的笔者也有点冤枉，本来就是个官样文章，却惹火烧身，是其文字功力不够吗？当然不是，完全是其文章立论的谬误所致。体制腐败是客观事实，即便拉上多少垫背的，也丝毫清掉不了自身的污秽。至于对腐败严重性的评估，更是要用事实说话，用根治腐败的行动来重新赢得民心，这是唯一的正道，如果只是文过饰非、避重就轻、讳忌疾医，其结果只能是要为此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