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鲍林
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中国被束缚住了手脚。它无法轻松地将债务一笔勾销，因为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债务，而且很大一部分都为某种经济实体所有。其次，没有一场危机，也很难看出如何对与政府和执政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促使它们和地方政府关注企业的商业生存能力。
中国的增长放慢激起了人们对其金融系统健康状况的新一轮担忧。在经历一段长期的繁荣后，中国的经济确实表现出几个与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前一些经济体相同的特点。然而，它们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可以使中国免于破产，但这也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受到了尤其严重的冲击，马来西亚紧随其后。尽管这些经济体各不相同，但一些共同特点使它们从世界银行(行情 专区)眼中的典型沦落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护之下。
在这几个国家，大规模地过度投资于产出不够高的企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同样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看到了过度投资制造业导致收益下降的局面，还有一些没有考虑经济收益而仅仅讲究排场的公共项目。至少在一些地区，对房地产(行情 专区)投资的痴迷带来了住宅楼的大量供应，而这些住宅楼的价格远远超出大多数居民的承受范围。
投资泡沫总是植根于提供现金的金融体系。在泰国，为外国银行开设的离岸银行中心旨在增加资本流入，但事实证明这个中心太过成功了。外国银行蜂拥而至，迫切希望在这个当时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占有一席之地。每年超过20%的信贷扩张成为新的常规。
使中国免于危机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是一个重量级的国际债权人，而不是像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一些经济体那样是债务人。因此，中国的货币没有崩溃的危险。中国当局对其金融行业(行情 股吧 买卖点)内的潜在问题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因此不会在近期内推动结束资本控制，虽然这是它一直承诺的。
然而，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中国被束缚住了手脚。它无法轻松地将债务一笔勾销，因为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债务，而且很大一部分都为某种经济实体所有。其次，没有一场危机，也很难看出如何对与政府和执政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促使它们和地方政府关注企业的商业生存能力。
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李克强总理近期主持召开了首次专家与企业负责人会议，就中国经济政策及未来改革集思广益，彰显了高层对“站稳脚跟”、“着眼升级”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看到，几年前落空的“中国崩溃论”言犹在耳，而近日对中国的悲观情绪似乎又卷土重来，认为中国投资积聚的房产、财政、货币及地下金融等“泡沫”终将破灭，世界的下一个危机点就在中国。
笔者相信，在保证经济适度增长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变，必将为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保驾护航，也是对“中国危机论”的最好应答和回击。
中国增长之谜
所谓中国经济奇迹或模式，在于政府通过资源价格调控和考核激励等方式调动地方的投资热情，并通过贸易和资本项下的双顺差主动或被动提供低价的资金。加之高储蓄率，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因此成了著名的“中国增长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端于完全的计划经济，上述模式因此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使中国少走或者没有走上印度、菲律宾等国的泥泞之路。若不考虑投资效率因素，中国1998年以来的基础设施投入，极大降低并改善了经济增长的门槛和环境。
但问题是，如果缺乏明确的战略调整意愿和安排，以“政府招商引资”为主要内涵的投资拉动模式极易产生路径依赖，恶化经济结构、投资结构及投资效率，并积聚风险。信息不对称极易将这些风险放大成“看空中国”的依据。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尤其是2002年全球经济进入黄金增长期后，中国经济虽历经几次全球或区域经济危机，却一直幸免于难，但内容多样、形式各异的“看空中国论”仍屡兴不衰，这反映了在现时全球需求乏力的困局中，国际上对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中国需求”能否持续，心存忧虑。
纵观世界经济史，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与不动产、信用的极度膨胀不无关系，次贷危机更是将此演绎到了极致。洞察“中国危机论”，可知其逻辑为：中国各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有两条腿，一条是继续以往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各种补贴推动出口；另一条是通过引资、负债做大基础设施及房地产，来推动经济、财政和就业增长。
这种“囚徒困境”式的选择难以改善中国整体的贸易条件，更使外汇占款成为被动投放货币的主途径。加上银行惯有的信贷扩张冲动，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承受量。更棘手的是，在政府投资结构性偏好和以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利润趋薄的引导下，大部分信用供给相继流入了房地产、艺术品及商品贸易等市场，导致了信用总量扩张下的结构失衡，并进一步支持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负债冲动和地下金融的兴起。
笔者理解，“危机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全球市场需求复苏缓慢、欧债危机深入演化，以及美国经济好于预期带来的美元走强大势，会使中国已有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加之消费增长受制于居民收入有限和人口红利衰减等因素，难以立刻改观，当总供给持续超出总需求的状态达到临界点，在突发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货币政策的急剧收紧)诱发下，企业利润、地价房价及财政收入迅速下降，银行风险敞口激增，消费品价格不降反升，资本大量外逃，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链条就会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