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政呈现环形多米诺骨牌效应
文/黄虎
文章的开头我先解释下“环形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方便读者理解文章。
多米诺骨牌大家都应该知道只要第一个倒下了，后面的也就基本上都可以倒下，或是其中的某一个向一个方向倒下，这个方向上的其它的都倒下，与其相反的方向的基本都不会倒。
环形即“○”，如奥运五环当中的一个环的“圆环型”。
环形多米诺骨牌效应：通俗形象的说多米诺骨牌摆放为环形或说“○环形”，当中的任何一张牌倒下都可以做第一张牌且倒下的最后一张牌一定压在第一张上面，第一个倒下就是第一张牌，形容一个正常的体系中任何一个出问题整个体系都破坏。
和国家一样，区分货币资本收益和真实资本收益对于个人也同等重要。如果所有的资产价格都按比例上升，而且生活费用也可以同样的比例增长，那么就个人财富来说，增长的就只是名义价值而非实际价值，因为财富所有者所掌握的消费并未发生变化。
文章以以下八个方面讨论。
一：中国现在面临的民生问题
二：“规范”税率方式压死了私有企业或说民营企业。
三；GDP高增长政府投资背后的各种腐败问题
四；随时爆发的中国式次贷危机
五；现实的汇率问题把中国推到货币战争的十字路口
六；丑陋的中国模式
七；18亿亩耕地红线让耕地上山下海及背后的粮食安全
八；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是谁的债主，美国在华最的外汇准备是什么？
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软着陆，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这有可能吗？
一：中国现在面临的民生问题
分配不公、教育不公、司法不公、环境破坏、社会不和谐等。
我记得我在我的微薄中说过：“你看今天的中国，富的城市车水马龙，每年光种花养草就可以花掉上百个亿。而众多贫穷地方，不仅教育医疗没钱，公用事业没钱，连基层小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
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已经完全崩溃，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办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
现在，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款，而原有的公办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
我看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些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tell me why）
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在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在被剥夺!!!而平民（公费，半公费医疗平民一般没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利的也不是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也从根本上被破坏了。
与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相对应的是，中国义务教育仍未完全落实，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远低于政府十几年前承诺的4%；实际医疗保障覆盖面低，并且主要以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员工为主；养老保险仅局限于部分城市居民，大量农村户口未包含在内；事实上，中国基本民生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全球垫底。不仅如此，作为公平的财富再分配机制——转移支付——在中国当下出现了“马太效应”的分配结果，经济适用房、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旨在平抑财富差距的社会政策，其归宿大多是社会的富裕阶层，甚至是豪富群体，如报道过的深圳市近几年即持续地对资产数百亿的腾讯总裁马化腾进行购房补贴。
并且，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人们从早期的满足于温饱，转向对适宜舒服的生活环境、稳定可预期的安全感等的向往，而这种向往除了物质的追求以外，还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氛围、生活自由度等需求，这些也远非经济增长本身可以解决的，也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中，多项未落到实处。如言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公民权利不平等；并且当前政府治理能力、清廉水平也颇受质疑，这些都严重压抑了人们的需求，造成了不稳定的社会环境。
这些是全部表现吗？显然不是。与GDP世界第二相比，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经济增长而劳动者不增收的现象年年呈现。
二：“规范”税率方式压死了私有企业或说民营企业。
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年搞的税制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套基本背离中国国情的分税体制。这个税收体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体系。它是一个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的高税率制度，任何生产企业按此制度纳税，最终都会被逼得破产。所以，设法逃税，早已成为一些企业不成文的约定。
我说中国的税收体制本来应该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地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再加上种种不公平待遇，面对外资企业，则给予种种优惠不平等的税收和引资政策，以不公平待遇为民族工业戴上沉重的枷锁（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这也正是现在部分企业垮台的原因之一。
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并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当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以减免。且政府在各个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率并无困难。
三；GDP高增长政府投资背后的各种腐败问题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于投资推动，有虚幻性，特别是过去10年。银行以投入新货币方式不断增大信贷发放规模，追加投资，造成了虚假的高速度。
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其中充斥着被一些学者称为“腐败型投资”的政府投资项目。所谓腐败型投资，指的是投资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目的不是为了增值，不是为了税收和百姓福利增加，而是为了官僚小集团乃至个人政绩服务。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政绩工程”。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以 “国际化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形象政绩工程、好大喜功的结果往往使一些地方领导人官运亨通。
“国际化大都市”只是腐败型投资的一种，各种政府投资都有可能明里为官员捞取政绩暗里为官员中饱私囊铺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断、迅速向权贵资本集中。
政府主导型经济在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双向掠夺型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和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或者留下半拉子工程，或者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其停工之日，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官民的最主要矛盾。
如高铁大跃进，基本可以说完全乱套：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惜成本和代价，却既不用考虑投资风险，也不用考虑公共服务。这样一种情形，很可能只变成少数人名利双收的“面子工程”和少数利益集团的“腐败型投资”
由于我国的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有别于西方，其投资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抢资金、抢项目、抢表面繁荣、抢官员政绩，因此投资者很少考虑投资以后的长期性问题。比如，我们不会考虑库存积压问题，不会顾及成本上涨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增长愈快，投资愈热，亏损重政府财政困难愈重，经济形势愈危险。目前的高增长中，‘烧虚火’的成分甚大，千万不可轻信媒体粉饰太平的报道 ”
另外，西方银行将大量信贷投入到我国经营房地产和基建项目，也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刺激我国泡沫经济，加大我国经济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因此，中国经济短期的繁荣，是有“泡沫经济”成分的。
金融危机正在深化为产业即工农业的危机。由于资金衰竭所导致的投资锐减，正在以逆形势的“投资乘数效应”发生作用，即一个带头部门的投资停顿，导致了一系列相关部门的产业衰退，正在以成倍的级数由近年过度繁荣而后来急剧冷却的建筑部门，向其他产业部门扩展衰退，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产业衰退和经济危机。而发生衰退及不景气的同时，仍将伴随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部分地区的物资供给困难。
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崩溃就在一瞬之间，谁也逃不出“一轰而上，一轰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运。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那些被从银行借钱的“债主”。这样的“市场投资主体”和地方政府，怎么可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扼制其投资、逐利的冲动呢？
四；随时爆发的中国式次贷危机
接受独家专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到了7.66万亿，相当于GDP的20%多。中央如果处理的话，就可能减少我们民生，改善民生、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支出，第二个可能是转变成银行的坏账，第三个更坏的可能是我们多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来稀释这个债务，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损失。今年看来这个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所以中央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在查在处理这些问题。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中国式次贷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之所以隐而不发没有显性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一是债务人主体较集中，二是如上所述，政府会通过各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除了成思危先生所说的上述三种债务稀释与转嫁办法，地方政府还有可能通过加重税费、加快廉价征地拆迁等种种办法来达到还债的目的。虽然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税种和税率的权力，但在征税过程中自由裁量权极大的中国社会，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严格征收”等办法达到提高收税的目的。
成思危认为，外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政府债务明确当成次级债，并且提高到“危机”的高度来看待。此前，地方政府融资通常都受到银行的格外“青睐”，一是因为有政府信用担保，二是很多国有银行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左右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市场主体，即使贷给政府融资平台的款项出问题，通常也不会有责任人什么事
“通胀－治理整顿－再通胀－再治理整顿”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自身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而权力主宰市场导致的“权力路径依赖”，又进一步反过来扼杀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市场机制的完善
总而言之，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稀释和转嫁债务，最终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不论是自救还是靠中央来救，老百姓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是自救，当地老百姓首先受害。如果地方政府已经无力自救，那么那些负债多的县，不可能让负债少的县去替它还钱，别的省市县不会去救它，只能靠中央去救。靠中央去救的结果，就是全国老百姓跟着一起受损失。地方政府毕竟是一级政府，不可能真正像企业一样实行破产清算，所以不论它怎么举债，怎么还不了，它都不能破产倒闭。这也是各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举债的重要原因。
而地方政府大肆举债，并且终于形成了隐而不发、且最终让全体老百姓受害的“中国式次贷危机”，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客观上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个大公司。而对经济活动的追逐，对于任何独立的经济主体来说，都是没有止境的，赚了千万还想赚一亿，赚了一亿还想赚百亿。何况地方政府的投资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不像独立企业主，还不起钱弄不好要跳楼的。
高增长的背后有时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在经济活动中，财富增长和财富转移都可以体现为GDP的高增长；甚至很多时候，财富净损失也可以体现为GDP的高增长，比如环境污染和破坏，比如拆房子。
中国模式的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楼堂馆所、大搞基础建设投资、大搞开发区和新城建设，而不管其实际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团有利益而且GDP非常好看。但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转移财富。
五；现实的汇率问题把中国推到货币战争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而言，在美元、日元等主要国家货币不断贬值之时，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或进一步升值无疑将伤及广大的出口企业。
中国许多出口企业利润率只有2％~3％，最高也只有5％。如果按一些人的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20％~40％，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对世界绝不是好事。
“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当大，但是无论如何，人民币都不能升值。在日元、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流动性开始纷纷流出日本和美国，一旦人民币升值，热钱蜂拥而至，中国面临的将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重冲击。
如果人民币汇率不稳定，企业就会不稳定，就业就会不稳定，社会就会不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不同的是，与去年相比，小企业现在还面临订单大幅萎缩的“夹击”。报告显示，受到欧债、美债危机的影响，珠三角地区小企业订单量较2010年下滑约30%或更多。再加上越南、印度等区域企业以低价加入订单的抢夺，国内小企业低价抢单已没有空间；另外，房地产调控也导致国内建材及配套产品相关订单在逐步减少。
同时高新技术的出口限制有利于增加美国国内投资，在增强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增加就业，同时还也有助于倒逼国际产业资本回流。贸易技术壁垒和汇率政策将击垮新兴市场国家的薄弱产业。这是一个危机策略的过程，尽管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政客都不愿看到这一点，但却无法回避这一历史进程。
货币战意味着什么？？当前欧美主要经济体仍然受困于经济疲软、失业率攀升、公共财政失衡等问题，进口需求萎缩，出口动力增强。这决定了国际贸易可能进入争端高发期。在此敏感时刻开打“货币战”，可能会刺激一些国家压缩进口配额和提高关税，从而引发贸易战，损害各方利益。
“货币战”并不缺乏惨痛教训。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多个主要经济大国放弃金本位，施行货币贬值政策，加剧了危机破坏性，毒化了国际经贸关系，成为诱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因素之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强烈警告称：“如果变成了纷争和保护主义，那就有重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失败的危险。”
伯南克在等待着，他不动声色，即便他干声望的不如中国的周小川行长那样被看得起。但他知道的是，击溃周小川的“池子”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欧元在被击溃，他的一个目标就是人民币。欧洲垮了，欧洲低头求援的时候，联手击垮人民币将成囊中之物。欧洲垮了乱了，亚洲垮了乱了，全球产业资本何处安居，美国仍将是未来资本的天堂。
发展规律：金融危机骤临时，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足、出口受限的问题凸显，驱动经济的应急之策只能是增加投资，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经济增长。这是必要的，但接下来就必须用短期政策赢得的时间，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在各种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于是，人才的重要性就空前紧迫、突出起来。只有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坚实的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
六；丑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或曰本质，就是政府成为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发展到后期，则是以经济建设和“维稳”为中心。这个发展态势，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中国模式发展到后来，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
中国模式最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如上说的“政府公司化”。
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
但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评价它，“低人权模式”即将终结，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我想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像虽然你洗完澡总要擦干身上的水，但如果肥皂泡还没冲完水就停了，这一定不算什么好事情。
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中国经济的全面衰退很快就要到来，除非“产业转型”能够迅速实现，从而创造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奇迹”，但我个人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对于中国的前景，我持非常强烈的悲观态度。中国HR成本如果不提高，社会矛盾将激化、国家稳定将受到威胁；HR成本如果提高，大量企业将破产，大量外资将撤离，失业率大增，社会一样动荡。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不惜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带来的是经济的无效和频繁调整。
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代工业，都可以由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生产。但为什么还要雇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参与生产？从企业的角度，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哪怕是号称“高新技术”（中国有几个高新技术？不过就是买了老外的先进设备，然后继续走劳动密集型的老路子），其中的从业者对此都会了如指掌。
中国模式的另一大典型特征，是在各地方政府纷纷不惜代价降低辖区内土地、环境、劳动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要素资源招商引资的“自我作践型竞争”中，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眼前的经济增长目标代替了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导致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福利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悲惨增长是指当一国偏向出口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而使产品出口增加时，不但没有带来该国的出口收入和福利水平提高，反而是降低了。中国模式越发展到后期，越是掉入“悲惨式增长”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美国工人怎么竞争得过中国“苦力和奴隶般的劳动者”？这样的帖子并不罕见。使用第一个词语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词语则带着一些（很可能并不真诚的）对全体受剥削的中国工人的关切。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数千万农民工离开乡下，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被剥削，而是因为在城里机会更多。
七；18亿亩耕地红线让耕地上山下海及背后的粮食安全
18亿亩耕地红线因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
占补平衡政策如何扭曲？又将如何复归本位？
“占补”怎能“平衡”？
“双方各取所需，受损的是耕地质量。”
根据国土部门“占补平衡”政策规定，新增耕地可按比例换取本地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多出的新增耕地面积指标，则将通过省一级国土部门，统一核算。“占补平衡”的本意“用一亩地，造一亩地”，“是为了保证耕地红线的安全，并解决经济发展与用地不平衡的矛盾”。
但现实是，“城市化每进一步，农地就会被蚕食一口。”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坦言。面对土地财政的巨大诱惑，地方政府纷纷铤而走险，“让农田上山、下海，就是那时的变通手法。”地方主官一上任往往先修编土地总体利用规划，把良田变成建设用地，再到偏远之处划出一块新的耕地，不管能否耕种，只要耕地总面积不变。
对破坏或蚕食耕地的行为，早在14年前，国家就有所警觉。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吴克宁记得，1997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通过卫星影像监测全国六十多个城市，发现城市建设占地速度非常快，占地面积也非常多，情急之下，局领导三进中南海。
也就是这一年，1997年国务院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严格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该文件还首次提出占补平衡概念。两年后施行的新土地管理法进一步明确了占补平衡的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占多少，垦多少”
。
吴克宁说，“从那时开始把土地管理就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而且一直是最严格的管理制度。”
据公开资料，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尚有19.45亿亩，仅过7年，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非农建设占地成为罪魁祸首。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赵烨专门核查过1997年到2010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2746.5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版图。
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率先发现本地耕地后备资源稀缺，甚至开始谋求跨省易地占补平衡，2004年4月，国务院下发紧急叫停通知。此后数年，有关土地管理政令一个比一个紧急，一道较一道严厉，甚至祭出了耕地保护的“省长负责制”。
待到2006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温家宝看到第三轮《全国土地规划纲要》到2010年要保17亿多亩耕地，“总理急了，说有17就有16，要坚决守住18，而且要守到2020年。”吴克宁回忆说。
18亿亩红线自此成为不容挑战的底线。2009年4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对媒体表达，“要城市化……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难度很大。”他当时还说，“美国测出来的，我们的耕地面积已经没有18亿亩，少了3000万亩。”国土资源部官员旋即回应红线守得住。
“占好补差，占多补少，一块田补多次，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有学者如此感叹。
上面说了关于土地的问，在说说农业补贴，现在很多农村都没有种粮食，一方面是土地被征收，一方面是种粮食不赚钱。有些地方种粮食的申请补贴，这个补贴数据应该是政府统计粮食产量的一个指标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一个小的村实际可用耕地只有80亩，当季村中实际耕作的土地也就只20亩，但是村长等干部可以根据村中人口编造土地耕地，可以向上申请200亩的耕地补贴，这是现实中查出的。
如同这样的欺骗在中国应该是不少吧？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安全必须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去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纯收益仅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粮食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7.5元，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朋友应该可以体会到。
八；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是谁的债主，美国在华最的外汇准备是什么？
在美国，婴儿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拥有人均2万美元的国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此津津乐道。 当然，这笔“国债”是指联邦政府的国债，千万不要与整个国家包：“括家庭，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对外债务混为一谈：如1994年美国的对外债务总额为2.5万亿美元，人均折合1万美元；若减掉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对外债务总额和人均额则分别不到0.9万美元和3600美元。在国家对外债务总额中，正好有一部分（约1万亿美元，为联邦债务的五分之一）表现为联邦债务。不过，大部分孩子生来有福，因为他们的父母在银行保险箱中存有与其联邦债务份额相当的政府债券。
从香港联交所的公开资料可以查到，无论是工行、建行、中行三大行；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移动、联通、电信三大电信。还是中煤、中铝、中国神华等资源性企业。中国各种垄断性国营企业，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的十大股东中，差不多一半是美国的企业、基金。
美国在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不是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等高科技企业，也不是可口可乐，在中国最赚钱的美国企业可能是销售飘柔、海飞丝等洗发水，舒肤佳、护舒等卫生巾，帮宝适等婴儿尿布，吉列、百灵等剃须理发品，玉兰油等护肤品，以及佳洁士牙膏，碧浪汰渍洗衣粉、金霸王电池等等五花八门消费品的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宝洁公司。看美国有多少企业在中国占据龙头地位，看美国的品牌和消费方式如何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吧
可以这样说，在美国，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代工”的商品；而中国，大街上到处都有美国人的店铺，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美国牌子的商品。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制造、卖给中国人，赚走最大头的品牌及营销价值。美国标准普尔500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每年就用这样方式从中国赚取超过8百亿美元，按其14倍的历史平均市盈率，其在中国的资产价值约11000亿美元。加上其它中小企业在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资产价值，高达15000亿美元。
在中国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不到2万亿是历史上进出口顺差、投资、劳务、侨汇、黄金生产等结余，1万多亿是国际热钱。这些热钱有的捣腾地产、期货，甚至参与高利贷、农产品炒作。更多地就是兑换人民币，卖给中国央行，让中国增加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热钱”则稳赚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与汇差。中国央行直到最近才承认外汇储备中有热钱存在。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美国对外金融资产总值203153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资产总值约22500亿美元，相当于这一官方数据的11％，与中国在美国外的全球经济规模的份额相当，与中国作为的全球投资的主要引进国的的地位相比，比例偏低。
中国某一福布斯版富豪，在中国拥有资产50亿，他和家人事实上已移民美国，他的个人或家庭在中国的企业财产，按国际会计准则，本应计入美国对中国的资产、中国对美国的负债，此处因技术上难以识别而没有计及。美国的最大一笔外汇储备，就是中国的富翁、官员；富二代、官二代；富三代、官三代。
2013/05/14
17：35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