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回福建招生
严孝潜
1880年秋,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开始招生工作。按照《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规定:录取学生要先经面试、复试,最后还要有两个月的试习察看期,然后根据学生的文化基础,编为三个班,经济待遇各有不同,学生在五年的学习期内,不准中途退学和参加科考。
《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与福州船政学堂的章程大同小异,所不同之处在于:学生进入学堂后有两个月的试习期;同时按文理水平分成三个班,实行不同的待遇。
另,章程中所提水雷学堂是指李鸿章早在1876年,就在天津机器局内,建立的一个电报水雷学堂。
但是,在天津的招生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本省子弟报名很不涌跃,在长期以科举为正途的社会里,当时许多学子多以猎取功名为目标,多半不肯报名应试。招生名额没有招满,所以李鸿章在当年10月就决定派严复回福建招生。
但在 11月1日,李鸿章给吴赞诚写信说,如果严复还没有去福建的话,要严复先去参加购买英商快船的谈判考察,信中说:“赫德送到碰?快船图说,甚为详备,呈方家鉴阅。严宗光如尚未行,令即随同考察。”可见李鸿章当时对严复的重视,不仅要他参加“筹办水师学堂”“讨论一切”,就连购买英商快船,也要严复“随同考察”。
1880月11月间,严复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当时只设驾驶班)“洋文总教习”。
李鸿章调严复来津只是让他担任洋文总(正)教习,因按当时清朝规定,“总办”必需由科举出身的“道员”才能担任,而严复当时只是出国留学生,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都司”武阶。
严复是在什么时间被委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正)教习,过去有的资料只是泛称“严复在1880年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也有的学者说是李鸿章在1880年8月5日(六月三十日)奏请设立天津水师学堂并正式推举严复为总教习。现据《清代官员履历挡案全编》记载,严复当在1880年11月始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总(正)教习”。
有的学者认为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仅是教英文的教师,其实“洋文”並非纯指英文,而是泛指“洋学”,即西洋的各种学科。“洋文正教习”,也就是负责讲授西洋各门学科的第一教习,是一个负责管理教学工作的职位。
严复在完成购买英商快船的谈判考察后,准备回闽召生。严复因在8月份来天津时,已予支了三个月的薪水,以供福建家中母亲和妻儿生活弗用,11月才“照支薪水”,当时经济并不富裕。所以申请予借两个月薪水及船费,李鸿章批准从明年正月起予借两个月薪水给严复。
1880年底,李鸿章写给吴赞诚的信中说:“严宗光是否从明正超支予借两月薪资及船费五十两,均属可行”。
不久,吴赞诚则由於身体没有痊愈,上任还没几个月,就在当年冬天“回南就医,顺便赴沪,选募学童。”
所以,严复实际上承当了北洋水师学堂的筹备组织工作。严璩编写的《候官严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描述:“是时,府君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
1880年底严复回闽招生。
1881年1月严复在闽招到学生24人,这年1月30日是春节,严复在福州过年,过完年在2月又招3人,共27人。在农历正月招得这3个人中,有一个是严复的大妹夫何镜秋的表弟冯姓,有一个名叫弗藩的,严复称他为“弗藩妹夫”,但他不是严复的二妹夫,只是另外一个的堂妺夫。严复的大妹夫是何镜秋,他是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还一齐去英国留学,二妹夫是陈伯屏,阳岐本乡人,曾在烟台水师电台供职。还有一个是严复妻子王夫人姊姊家的侄儿薛姓,都是有点亲戚关系的。严复在给其伯兄严观涛的信中,曾提及此事:“弟在闽时所招学生,旧腊己定者二十四人,正月招得镜秋表弟冯姓,并弗藩妹夫与弟妇姊侄薛姓,共成二十七人。”
在招生过程中,从出题考核到决定录取都由严复决定。如有一次严复偶尔见到朋友谢銮恩之子谢葆璋(我国着名作家谢冰心之父)时,觉得他适合当海军,当即出题考核,一为诗题:“月到中秋分外明”,一为八股破题,谢葆璋做完题,严复比较满意,当即决定录取他。另,伍光建在报考时,严复让他解释英文单词“鼠”字,伍光建以一口浓重的粤语回答,严复听不懂,伍光建就以手势在桌子上作老鼠爬行状,严复见了哈哈大笑,认为伍光建很聪明,也就录取了他。谢葆璋和伍光建后来都成为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头一届毕业生。
《严复在天津三十年》之五: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回福建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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