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的反思（之二）

 ——民族主干变成支系的思考

冠豪

在自然界中，我们以植物为例，如一棵树有主干和分枝。分枝是在主干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然而，在植物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有时分出来的某个枝却压倒了主干，使原来的主干变成了分枝，分枝却成了主干。以自然界中的植物为例，我们引伸出在社会领域内也是如此，这里要说明的就是今天我国的客家人、广东人、福建闽南人、福州人、莆田人等，一千七六七百多年前却是汉民族的主干，即他们的祖籍是在中原地区（指狭义的中原，即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周边其他省份的部分地区）。可以这样说，那个时候他们是正统的、真正的、“纯之又纯”的汉民族。一千多年过去了，他们却从汉民族的主干变成了今天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在《文化的发展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文中所谈的，必须与其他文化相融合，取长补短。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也是这样，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地与其他民族相融合，这里包括了文化、婚姻等方面的融合等。

为什么客家人、广东人、福建的闽南人、福州人、莆田人等，会从一千六七百年前汉民族的主干变成今天汉民族的支系呢？当我们认真思考的时候便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就是他们保持着“纯之又纯”的汉民族文化。今天这些民族支系中，有的支系是二千年以前奉朝廷之命，成批成批地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如福建的闽南人、福州、莆田人等。这个时候他们一般来说，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那时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可以说，完全属于“南蛮”。他们从中原迁徙到这些地方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认为他们来到这里是来统治这里的“野蛮人”，对这里的“野蛮人”甚至进行大肆杀戮。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其中之一就是强迫这里的“野蛮人”接受中原文化，使这里的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一步一步地消失。

今天这些民族支系中，有的是被打败后南逃的，如客家人。我们以客家人历史上的五次迁徙中的第一次大迁徙为例，就是中原的晋王朝被胡人打败南逃。这次大迁徙是公元317—879年间。这就是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引起永康元年的“八王之乱”，继之又在永嘉年间（即公元307-313年）爆发了各地人民反对晋王朝的战争。这时，在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民族趁晋室危机，各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局面。 西晋王朝在动乱中灭亡之后，中原成了胡人天下，他们虏汉人做奴隶。这时，不堪奴役的汉人便大举南迁，遂形成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南迁潮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这些新来的户籍称为“客”。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旅上出现。对于晋王朝来说，就是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在建康（南京）建立政权，史称“东晋”。跟着这个政权南逃的中原人则是“以客人的身份”在南方安家。既然是“以客人的身份”在这里出现，就意味着这个政权迟早要回到中原，或者是回到洛阳，或者是回到长安。对于这些难民来说，就是迟早要回到自己的中原故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仅不能打回中原，反而被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后，由取代北周的隋所灭。南朝灭亡后，逃到南方的中原难民根本不承认北方的政权是汉政权，虽然杨坚是汉人（陕西华阴县人），但他们却认为，掌握这个政权的人是胡汉“混血”的人，而他们却是“纯之又纯”的汉人。因此又继续南迁，如迁到浙江、江西的北部、福建、湖南等地。又过了好几百年，南宋被蒙古政权（这时蒙古政权为了说明自己是华夏的正统，将自己的政权改为了“大元中华帝国”）消灭，在南方的汉人便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安家。在当地人面前被称为是“客籍”，以便同当地人区别，即当地人则称自己为“主籍”。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说明的是，以血缘关系来说，无论是所谈的客家人，还是广东人、福建闽南人、福州人、莆田人等，与后来的中原人相比，他们的血缘相对要“纯”。因为很明显，从晋王朝被胡人打败，那些没有跟随晋王朝南逃的中原人在与胡人的关系上，免不了同胡人有婚姻关系。这样一来，他们的汉族血缘就没有南方的汉人那么“纯”了。这里关键的就是要说明，为什么那么“纯”的汉民族今天反而变成了汉民族中的支系，那些与胡人、鞑子（唐朝之后称北方其他民族的人为“鞑子”，在此之前称“胡人”）有血缘关系的汉人反而成为中华汉民族中的主干呢？我们进行认真分析便可以说，这就是开放性和封闭性所决定的。

我们早已指出，中华文化的发展就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汉民族的发展同样在于开放性和包容性。根据这样的分析便可以说，北方的汉民族从晋开始，虽然多次被其他民族，如“五胡”、蒙古、女真等民族征服，但最后的结果则是被征服者同化了征服者。无论是他们被胡人、鞑子征服，还是同化了胡人、鞑子等，其中之一就是吸收了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中的各种因素。读《魏书》、《元史》、《清史稿》等史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胡人、鞑子等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从他们的本意讲，是想用自己的文化同化汉民族文化。但是，他们从根本上讲却属于蛮族，其文化根本不能同汉民族文化相比的。这样一来，在强迫汉民族接受胡文化，或者是鞑子文化的时候便要用汉文化改造自己落后的文化。又由于汉民族从人数上讲，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时又决定了他们要统治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汉人，必须用汉文化进行统治。因此称自己为华夏的正统，如北魏统治者拓跋称自己的祖先是公孙轩辕（黄帝），即轩辕大帝第十八子的后代。是轩辕大帝将自己的第十八子赐封在鲜卑地区。再就是用汉文化改造自己落后的文化等。如众所周知的北魏时期山西的云岗石窟，就是北魏统治者为了说明自己是正统的华夏代表，用中原文化改造鲜卑文化的结果。在改选的过程中，又不完全按照中原文化进行，而是在中原文化中加入了鲜卑文化的因素，如云岗石窟既体现出了传入到中原的佛教，又体现出了鲜卑的宗教，即萨满教，但却冠以中原文化。还有就是又通过婚姻等关系，使胡人、鞑子在血缘上一步一步融为一体。

相反，在南方“正统”的中原人，无论是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还是被胡人、鞑子打败南逃。由于他们始终抱着自己是“纯之又纯”的中原人，就决定了他们所还去的中原文化只能在他们所在的地区。由于古代不是像今天那样，交通、通讯的发达，无论他们是征服者还是南逃者，久而久之所在的地区与外界便处于一种几乎隔绝的状态中。这样一来，再先进的民族、再先进的文化也会老化。这就是他们从过去汉民族的主干一步一步发展成为汉民族支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客家人为例，他们只能抱着祖宗的灵位，以客人的身份在福建、江西、广东及其他一些地区安家。最初他们声要将自己祖宗的灵位安放在中原，但一千多年过去了，其祖宗的灵位不仅不能安放在中原，反而相对于北方的汉民族来说，只能成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对于广东人、福建闽南人、福州人、莆田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最初这个“纯之又纯”的中原汉民族，“纯”到了今天只能从汉民族的主干成为支系。

谈到上述问题之后我们所要说明的就是，一个民族要生存，并且得到发展，必须是开放的，具有着包容性。如果要想保持自己这个民族、这个种族、这种文化“纯之又纯”，最终的结果就是“纯”到从主流变成支系，甚至还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失落的文明”，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又使我们引伸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不断发展问题。其中对我们最有启示的就是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发展成为提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成分也在不断地变化，如过去那些非公有经济中的业主等，被称为是剥削者，不能加入共产党，即使是十五大时还影响着人们。但是，自从2000年“三个代表”提出之后，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特别是非公有经济中的业主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果共产党还是像过去那样，为了使自己成为“纯之又纯”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那么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那种只从事一线生产的工人（即“蓝领工人”是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共产党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小。因此才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样的思想，即共产党的发展完全可以成为全民的党。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