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开放性和包容性

冠豪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是开放的。这就是说，在坚持这种文化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必须进行不断地革新，还有就是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且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发展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然而，在肯定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种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刻地反省。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缺少的不是辉煌的历史、文化，所缺少的则是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而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们偏偏忽略了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那种“纯之又纯”的中原文化却是在不能断地衰弱，并且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反，今天的中华文化则是在古代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北方“胡人”、“鞑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黄河。一条大河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读有关史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在黄河流域产生的这个华夏民族称为“中原”。我们所谈的“中原”有狭义的中原和广义的中原之分。一般来说，狭义的中原是指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这五省，及其周边的省份的部分地区；广义的中原则是指的整个中国。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狭义的中原，因为这个狭义的中原是以黄河的中下游为中心。追溯华夏民族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其他地区还处在不开化状态时，黄河流域就产生了许多的部落，其中包括了诸夏（后来统称为华夏）部落，还有许多非夏部落。经过他们之间的征战，最后是诸夏部落打败了非夏部落，在中原占了统治地位。然后从夏禹将其位传了儿子——启，建立了夏王朝，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即《三字经》中所谈到的“夏传子，家天下”。四百多年后夏衰败，商取代了夏。经过六百多年，周取代了商，由此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今天，形成了四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如果再追溯到三皇五帝，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便有六千年左右。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文化一直是经久不衰呢？就在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确即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具有着开放性、包容性。的确就是这样，儒家谈的“和谐”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和而不同”。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一个共同体中，不同思想文化，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民族等，完全可以和睦相处。同时又可以说，儒家强调的就是多元化，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

谈到这个问题后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任何一个封闭的民族、任何一种封闭的文化，最后的结果就是窒息，即成为一种历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要说的就是具有四五千年的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那种“纯之又纯的汉民族”，其文化也不是那种“纯之又纯的汉文化”了。而是在坚持中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并且对其进行批判地吸收。相反，今天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客家，在一千多年前却是“纯之又的汉民族”，或“纯之又纯的汉文化”。然而在今天也只能成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始终成不了中华文化的主流。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进行认真分析的时候便可以说，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封闭所造成的，对此我们可以追溯到“五胡闹中原”的时代。东汉末年，平息了黄巾动乱，但这个时候的东汉中央政府早已成了一具空壳，各路诸侯林立，角逐中原。经过互相之间的征战，最后剩下的是“魏、蜀、吴”三家，即进入到三国时期。然后魏、蜀、吴三家经过互相之间的征战，曹魏废了汉，统一了北方。最后又是司马氏废了魏，建立了晋。晋王朝除了继续统一北方以外，还实现了“三分归晋”短暂的统一。然而，这个晋王朝从统一中国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腐朽的王朝，穷富之间、官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读《晋书》及有关晋朝的史书时我们可以看到，王恺、石崇比富，充分说明了这个晋王朝到了腐朽没落的地步。与此同时，王朝内部争权夺利不断，并且到了尖锐化的地步。西晋后期发生的“八王之乱”就是这个王朝走向全面失败的标志。“八王之乱”不仅削弱了帝王的权威，而且还使被一批一批被抓到中原，或者是迁徙到中原的北方其他民族便乘乱而起，最初是匈奴的首领刘渊打着复兴汉室天下的旗号反晋。他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公主的后裔，即刘邦的公主嫁给了匈奴的单于（首领），所生的后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与高祖刘邦有着“割不断的”血亲关系。他在发兵时是这样说的，是后来的曹贼篡位，确然后是司马贼篡位，夺了刘氏天下。他起兵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高祖创立的“汉室天下”。随着刘渊起兵反晋，紧接着其他的胡人民族随之而起，这些民族是匈奴、鲜卑、羌族、羯族、氐族。他们在反晋的时候都是打着华夏正统的旗号，称自己代表的是“真正的华夏”，这就是所发生的“五胡闹中原”。由于晋王朝的腐败，在“五胡”的打击下是不堪一击，很快就南逃，在建康（南京）建都，史称“东晋”。

我们谈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如果说“五胡闹中原”时打着华夏正统的旗号，是因为这五个民族的总人口比起汉民族要少得多，他们要统治比他们人口多得多的汉民族靠他们少数人，及其落后的游牧文化显然是可能的。因此才将自己的民族说成华夏的“正统代表”，如称他们的祖先是炎帝，或者是黄帝等。并且将他们推翻中原的汉政权说成是“为了实现炎黄二帝的遗愿，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等。如何才能实现呢？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用先进的中原文化改造自己落后的文化，同时又将自己民族的一些积极的方面，并且与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步一步被改造。很明显，这实际上就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积极的开放性、包容怀的体现，虽然是被胡人利用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但在名称上始终是华夏文化。相比之下，南逃的晋王朝（这个时候已经是东晋），由于是一个“纯之又纯”的汉民族政权，其文化又是“纯之又纯”的华夏文化，虽然被打败，但却一直以华夏的正统自居。而且这个政权比北方的胡人民族有着更多、更充分的理由。这个政权始终认为，自己的国都在中原（洛阳），建康不是他们真正的国都，他们是以“客人的身份”在这里建都的，迟早在打回中原，恢复真正的汉民族统治和汉文化。

这里我们还要顺便谈谈“客家”。通常所说的客家是中原向南方迁徙的大量的移民，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在南方各地安家，历史上有着五次中原人向南方的大迁徙。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说那些中原人向南方迁徙绝大多数，其迁徙多是通过政府的行为进行迁徙的，即他们是政府叫他们向南方迁徙，那么这里必须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客家”则是从晋王朝被“五胡”打败后南逃开始。跟随这个王朝的还有一批又一批中原的难民，他们为了逃避战乱，大批向南方迁徙。如果对于晋王朝来说，这个政权是“以客人的身份”在南方建立政权，那么对于逃避战乱的难民来说，则是“以客人的身份”在南方安家。这就是说，对于晋王朝来说，认为自己迟早要打回中原，在那里建都是暂时的，他们的国都尽早要回到中原。对于南逃的难民来说，认为自己迟早要跟着晋王朝回到自己的老家——中原。然而，他们不仅回不了中原，反而还被北方的政权打败，一直南逃，如后来逃到浙江、江西等，最后在福建的闽西、江西的赣南和广东的粤北一带。这个他们仍然说自己是以“客人的身份”在这样里安家。即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自己祖宗的牌位，声称迟早要将自己祖宗的牌位安放在中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今天他们却从过去汉民族的“正统”，变成了今天属于汉民族的一个民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进行认真分析便可以说，这就是一定意义上文化的封闭。我们可以这样说，“五胡闹中原”将晋王朝打败，迫使这个王朝南逃，各胡人民族以华夏正统自居，先后在中原建立政权的时候，意味着不仅这些胡族被中原文化所改造，而且还表现出中原文化的不断开放和包容，从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形成了新的中原文化。对于南方那个“纯之又纯”的汉民族政权——东晋，还有后来的宋、齐、梁、陈来说，却一直打着正统的旗号，容不下其他文化。因此一步一步使自己作为文化主流的地位消失。相反，胡人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则是中原文化吸收了各种文化，并且以新的面目出现，因此最终战胜了南方那个“纯之又纯”的汉政权。的确就是这样，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晋王朝南逃后，南方的政权是一个统一的政权，北方则是大乱，即各胡人政权争夺。照理说这个统一的晋王朝完全可以打败那些胡人政权，但事实上却根本做不到。即使是东晋王朝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氐族建立的前秦，并且还打到了西安，但仍然败了下来。还有就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即使是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后来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南方经历过的宋、齐、梁、陈等，无论怎样都是一个统一的政权，然而，不但南朝的各政权战胜不了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反而杨坚成了北周的丞相，打败了北齐，后来由隋取代了北周后，却彻底消灭了南朝的陈朝。我们还可以说，这个时候杨坚建立的隋同南朝相比，早已不像南朝那样，是什么“纯之又纯”的汉民族、汉文化，而是各民族、各种文化融合而成的华夏民族、华夏文化了。对于南方那个“纯之又纯”的汉民族来说，由于文化的封闭，再加上这个政权的腐朽，他们统治下的、与他们一起南逃到南方的大批中原人，只能是抱着祖宗的牌位，称自己是“真正的”汉族，以客人的身份“在福建、江西、广东交界的地区，及其他一些地区安家。

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还要指出，以我国的普通话为例，今天中国的普通话是由北方方言演化而来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北方人说普通话比南方人标准。甚至还说，北方的方言也比南方人说的普通话好听。的确是这样，我的父亲是陕西人，我的母亲是湖南人。我在陕西和在湖南听到这两省的方言和普通话就有着不同的感受。无论是陕西人还是湖南人，当他们说起方言来，我们都非常难听懂。但是当陕西人和湖南人说起普通话来，陕西人说的普通话要比湖南人说的普通话标准的多。从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别看北方的方言使人难听懂，但他们一旦从方言转为了普通话，就比南方人说普通话标准得多。由此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和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又可以发现，历史上真正的普通话，或标准的普通话并不是今天由北方的方言转化而来的普通话，而是今天的客家话，再加上以福建的闽南语、莆田语、福州语，还有广东的粤语等为辅。今天的普通话实际上是一千多年前中原的普通话，即客家话等，与北方胡族语言交融而形成的。

为什么今天的客家话、闽南话、福州话、莆田话、粤语等反而成为了方言呢？我们认真地分析便可以说，还是与我们上述谈到的那个南逃的晋王朝关系密切。这就是说，以“纯之又纯”的汉民族及其汉政权自居的晋王朝，还有后来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为了使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不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染，采取的是封闭方式。这样一来就越来越失去了生命力。当中原的汉民族、汉文化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并且不断发展的时候，就使华夏文化的生命力在北方真正显示出来。作为南方那个“纯之又纯”的汉民族及其汉政权，还有就是所使用的那种“真正的”、“标准的”普通话，这时只能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中国的方言。

    我们谈这个问题要说明的就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要想生存，并且不断地得到发展，最重要的就在于必须是开放的和具有着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包容性就在于它的多元化。特别是今天，如果一直强调我们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而不吸收各种先进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就有窒息的危险，最终的结果就是这种文化今后只能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存在。我们所看到今天我国的客家文化，还有客家话、闽南话、莆田话、福州话、粤语等，之所以不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或者从语言上讲，只能作为方言而存在，实际上就是封闭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