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是研究地域文化的基本态度

———浅说安康文化研究中的浮躁现象

范   斌

在看过六月二十八日《安康日报》上所刊登的《龙文化与太极城文化的巧妙对接》一文后，总觉得有些玄乎。

周育论先生的《龙文化与太极城文化的巧妙对接》，虽为一篇赏析文章，但观其内容，总给人一种较为牵强的感觉。为了详细了解周先生文章，我先后查阅对比了相关文史资料，特别是看了吴建华先生主编的《太极城文化研究》一书后，我从中读出了一种浮躁———普遍存在于安康文化研究上的浮躁。
    关于文化的定义，一直是众说纷纭及丰富多彩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引用的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共收集了166条文化的定义，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界定。但不管如何定义，它都有一个共性，即文化是经过时空积累的、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有一定传承的、形成一定体系或规模的信仰和行为的总和。

厘清了文化定义的内涵，再来说说太极。太极，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太极一词始见于《周易·系辞上》，后人对此有两种解释，一说认为讲的是筮法，太极为49根蓍草未分之时；一说认为是讲天地生成过程，太极为天地之始基。历史上持后一观点者居多，但对太极的解释又各不相同。持唯物观点的哲学家将太极解释为“气”、“元气”等，如王充、张载、王夫之；持唯心立场的哲学家将太极解释为“虚无”、“理”等，如王弼、朱熹。其实质是“道”与“器”的关系在哲学上的争论。不可否认，纵观“太极”，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符合文化范畴，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缺少甚至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历史资料情况下，轻率地对一个奇特的地理现象进行牵强附会，同时冠以“文化”二字，并将其无限地夸大和拔高是否严谨和科学？而这种被推而广之的轻率的研究趋向能否达到我们美好的初衷，能否泽被后人？严格地讲，我认为这种研究趋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缺失的表现，它反映出我们在文化研究领域上的不发达与缺少相应的沉淀。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有着极强的传承性，一个区域群体的精神气质也是有着极强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的根源就体现在地域文化的沉淀与传承上。如果说单依旬阳县城所体现出的地理形象太极图化就能证明其为太极文化的根源，或从某个角度上证明了旬阳太极城文化源远流长，那么，无论从体现精神气质的历史文化作品和地域名称的传承与变革上，以及考古的直接证明上讲，都是难以立论的。

“旬阳太极城发现于1988年”（《太极城文化研究》）。这说明了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太极城文化存在时间不过18年。如果说太极城文化是自古就有，源远流长，那么，它的存在首先应有相当的延承性，这种延承性应当是有一定规模基础（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和渊源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太极文化意识在旬阳民间却不具备历史传承与规模，笔者也曾为此走访过一些旬阳人，有干部、工人，有城镇居民、农民，他们大都对“太极”二字的内涵不知所云，而对太极城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近几年的宣传上，这对于称旬阳在此方面有相当“传统渊源与基础”的文化研究者们来讲，是有些自相矛盾的，而这种自相矛盾又恰恰反映出太极城“文化”在文化定义共性上的薄弱性、缺失性。其二，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有传统的文化，它所涉及的地域名称也应当有一定的传承性。可旬阳周边的地名与太极的关系，均为没有历史考古证据的推测与臆断，甚至是牵强附会，更难有历史上传承的可征之处。现试从几点进行商榷：

一、文字（可上溯到甲骨文、金文）记载上可征性的缺失严重削弱“太极城文化”构建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证明最终是需要考古后文字的发掘才能够证明的，夏、商、周的断代不是靠简单的推测就能得出，而是靠上万考古者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最终从出土文字上的发掘才予以确认的。而吴先生对“太极城文化”的考证则附会者多，实证者少。其考证实物最远可上溯到1982年出土的唐宋时期的一块八卦铜镜，上面的文字记载也不过是说明这面铜镜的制作和水银有关。水银虽和道教的炼丹有关，但最早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中国战国时期的后期。它最初是为了满足上层社会为谋求更多的财富和希望长生不老的需要，这与道家是毫无关系的。而其和道教发生关系的事最远也只是在东汉后期，因为直到东汉中后期，炼丹方士们的神仙思想才发展成为道教，此后，炼丹风气才深入民间。而这时，道家与道教已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在此，我就不详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了。所以，仅凭一枚铜镜以及在旬阳境内发现的汞矿古洞是不足以证明旬阳与太极文化（严格讲是道家文化）的关系及渊源的，更何况至今尚未发现直接证明旬阳与太极文化关系的文字记载！

二、地名考证中存在的几点纰漏。首先，吴先生关于方位地名的考证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仅凭推测是不足为信的。缺少事实依据的巧合永远只是巧合，以此为据的推测只是一种假想。其次、吴先生所列举的方位地名除乾佑河外（即便是乾佑河，也只是从宋时才有的称谓），其它几处地名与八卦的卦名无直接关系，譬如：“坎”，吴先生只是牵强与一处“古冰川”拉上关系，而无法从实名，或用诸如乾佑河的推理方式去证明与“坎”的关系；“震”，也只是从东方的一座雷神殿和史书记载的“甲口镇城”来予以较为牵强的附会，而对“甲口镇城”的来历却无从证起，以至于撇开不谈；凡是山脉，多似苍龙，以马迹山之名和山势之形便臆断其为青龙，让人不敢苟同。是马三分龙，也只是三分，如果自古就有青龙之说，何不直接称为青龙更为直接，山似苍龙，名称青龙山才可谓名副其实，何必叫马迹山这么罗嗦。更何况所谓马迹，实质上是指马留的痕迹（迹，古义足印）———马蹄印，所以，马迹山很有可能和另一个与马有关的传说有关，故而得名，而这类的传说称谓在安康乃至全国也是很多的，如牛蹄岭等。至于吴先生所谓的“古时代的青龙山”，却不知其出在何处；对黄桴岭，吴先生以楚音把“虎”读“桴”，加之山形似虎，就断定他找到了兑西的白虎，难免有点武断。桴，又名枹树，为一种落叶乔木，花单性，种子可用来提取淀粉，树皮可用来制栲胶，有些地方称为小橡树。安康全境属亚热带气候，植被覆盖面积大，且多为落叶乔木和灌木类型，这充分说明黄桴岭之名是与当地的植被有一定关系的。对于其它的地名考证，同样是存在着相似问题的，对于尚未落实的朱雀、玄武两象，吴先生也只是说找到它们“不在话下了”，如果对文化的研究是这般地先入为主，而后用附会的方式去探寻文化，这恐怕有失严谨。

三、“旬”字的误读。在《兴安府志》和《兴安州志》中，明确记载着旬洵关系：战国之时，于“洵水”置关，名“洵关”，以上庸县领之，属汉中郡；汉高祖攻“洵关”，置长利县于洵关，置“旬水县”；魏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以上庸降蜀，司马懿领兵讨达，八日而至新城，斩达，蜀兵救之，至伎陵城而还（伎陵城，旬阳县为古伎陵城地，据考古调查，城址当在旬阳县城东15里，汉江南岸杨家河一带）。东晋宁康九年，桓冲伐秦，仍取魏兴（改上廉县、宁都县、旬阳县），至此方开旬阳县称谓之始。至于旬阳称谓和所处地在之后的变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同时，在《辞海》旬字条目中记载：旬阳，县名。秦设洵阳县，汉为旬阳县，西魏又改为洵阳县。我们从上述的三个历史片段以及国家权威《辞海》中，可以清晰看到旬阳之谓远远后于洵水之谓和洵阳之谓，旬阳之名因洵水而得是无误的。至于吴先生所说“西魏时期将‘旬’改为‘洵’。在西魏以前仍作‘旬’”是完全不符历史事实的。
“旬”字是一种太极，我认为也值商榷。中国易经文化沿承几千年，如果“旬”字和其有关，那么，我们在研究太极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不可能不发现一点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的，但事实却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古人将十天称为一旬不假，但并不是将十天干称为一旬，它只是一种记数的方式而已。如《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旬为十天），《三国志·凉茂传》：“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此时旬应解释为满一月），《汉书·车千秋传》：“旬月取宰封侯，世未偿有也。”（旬为十个月）。同时它也通徇，巡行的意思，《诗经·大雅·江汉》：“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所以说，吴先生给“旬字本身就包涵了一种生阴阳两仪的太极”之定断是不科学的。

四、以“中国大地上目前还没有找到第二个象旬阳有这样完整的太极城八卦山水能与《易经》文化符号接近和相仿的特征来看”，就得出其为伏羲制八卦的本源所在，同时用后人附会的张良辟谷西城山或羊山的说法演绎出旬阳县城的太极地貌与道家文化有着渊源，并得出“旬阳太极文化由来已久，形成时间大约在商周时代”的结论，又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旬阳地处汉水流域，吴先生列举的旬阳民俗现象，是汉水流域民俗的共同特征。先不论产生于明初的《阴阳鱼图》与旬阳的关系，单就是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阴阳鱼现象来证明旬阳太极地貌与太极文化的渊源，我以为这是一种武断而不严谨的治学方式与态度。如果说太极文化与旬阳的太极地貌有着渊源，那么，阴阳鱼图就不应该在明初才出现。何况，就太极图发展而言，从简单的静态对立图解到动态图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之所以产生阴阳鱼图这种动态十足的太极符号，是古人在认识过程中的自觉行为使然，我们怎忍心夺古人创造的文化之果而独成自己一域之利？

如上种种，恕不一一细道。当然，争论也只是仁智各见而已，本文之目的并不是否定旬阳太极城，只是以为不能动辄冠以文化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这样最终吃亏的是我们自己。中国之大，人才之多，自然会有人对我们这种没有深厚基础的宣传提出异议，当这种文化包装成为笑柄时，我们会失去什么？前面已经说了，我只是有感于普遍存在于安康文化研究上的浮躁现象，而这种现象就是体现在文化研究的趋向上，不顾及文化内涵中的共性，不负责任的自我文化定义，而往往自知说法站住脚的成分并不多，还要通过大量的传说或残存的历史片段进行牵强附会。诸如在安康境内出现的女娲文化、鬼谷子文化等等，均有此类通病。《兴安州志》中有一段关于凤凰山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隐然有路，云：诸葛武侯之运道焉（殊无实据，姑存之，以备参考）”这就是古人的治学态度，现在读之令我们这些后人汗颜。

客观地说，我们为某地冠以文化的初衷是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脱离事实依据的臆断，却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我也深爱着安康这片土地，或许有人认为我在给安康文化的研究泼冷水，其实，我仅仅只是为了正本清源，让我们彰显的地域文化成果更有根基，更能绵延永久。所以，只有运用科学方法的研究才有实在的成果，而安康在这方面是有善例可呈的。例如紫阳民歌文化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详实资料基础上，通过实实在在的研究，厘清出其传承体系和流传规模后而确立的。当然，我并不是否定吴建华等先生的研究，相反，我认为正是由于他们有独到的眼光和智慧，才使我们能够从另个角度去解读我们曾经熟知的景观，丰富了安康旅游资源。同时，站在他们发现的基础与例证上，以此为核心开始构建旅游文化体系是比较可行的。当这种旅游体系在全国旅游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时，受益的安康人民会为他们多年的辛勤劳动说声谢谢。

目前，我们许多研究还停留在各自为战上，这实为资源上的浪费。安康各类文化实质上是以汉水为主轴展开的，其文化的共性完全体现在汉水文化中。所以，只有将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资源共享，切实地对汉水文化进行挖掘和研究，才能真正促进安康整体文化研究的进步。为此，我们须在文化研究上严肃地对待区域历史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结构与重建，在历史和文化研究问题上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奉献出理论上成熟，既能让自己心里踏实，又令世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