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从17%走到75%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即使有如此宽容的时间来处理和消化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社会——即城市文明——转型所形成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的大幅度波动依然此起彼伏，诸如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压力、城市资源消耗过于集中等城市病依然威胁着城市的发展，“逆城市化”趋势已经露出端倪。而我们，计划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实际上从开始为“城市化”提速到如今仅仅20多年，计划再用40多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率75%的水平，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集中爆发了出来。更何况，发达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教训不仅没有吸取，反而“变本加厉”——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压力、城市资源消耗过于集中等城市病提前到来；城市发展首要的特色经济聚集功能被“形象功能”所淡化，政府倾其财力、物力抓城市建设，包含了太多的“政绩”需求，而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行政级别化”趋势又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经济带的合理结构；在“政绩”需求的驱使下城市建设恶性攀比，浪费了大量的财力和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土地资源；在“形象城市”的驱使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日愈恶化；在“经营城市”的幌子下，不到10年时间，仅从被“城市化”所占用的农村土地中掠走的剩余价值就超过2万亿元：“城市化”使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城市的政府”，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程度，城乡差距从改革之初的1：2上升为1：4，有向1：6的差距发展的趋势。这时的城市化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吸盘，它不仅吸走了这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增量资本，还吸走了属于农村土地可预期的成量资本，降低了农业通向现代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