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政策上对农村的国家倾斜，有二胎防老，生病有新农医合，失地有失地养老保险、新农保等不一枚举。面对现行政策上出现工农业领域新的安排，最终必将失去平衡。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发展方式和人口劳动政策；将是现当局认真思考的问题。提高普通城镇居民的就业率、收入分配水平早就应当作为政策研究关注的重点。在此试图这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将公安的户籍管理职能和社保机关的农民工管理职能，整合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流管职能结合，以此成立户政局。以户籍和人口身份管理为其核心业务，进行城乡人口基本信息的采集、归纳、统计和跟踪，建立相对有序的户籍迁徙政策体系。这是关系长治久安、经济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等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适当调整当前全国性惠农待遇，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只有农作物和食品上涨后的CPI涨幅才是真正的通胀。稳定粮食战略安全为头等大事。因此，兴起中西部农业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运作，全盘机械化和农民住宅国有投入，开拓西部宜农疆土，建立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屯垦和农村生产合作制度，结合国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向西转移国内人口密集区的人口作为新型农业生产者，施行政策引导和移民充实西部，完成国家对农业发展战略最基础性的投入。

　　强化税收对所得、利润的调节强度。丢掉 “以间接税为主，才能避免民众深感税负加重”的幻想，提高工薪所得税扣除费用，工薪阶层不应该成为纳税主流，我们目前都还一直生活在“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号令下；政治上让我们突然感觉到这部分人实在已经“富不得了”，现在贫富差距尾大不掉的局势，在政策安排中更应该注重社会的公平而不是效率。我们认为现行的税制应该从收入来源的清查和控管方面开始改革，怎么缴不应是改革的重点，谁应该交多少，这才是本源问题。因此，建立以户口为基础的家庭所得课算单位，在确定相对较高的起点后，城镇高收入家庭和农业户口中上流富豪应该纳入所得税“累进课税”。改革现有非农所得税制为以户政为基础的个人收入调节目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安排，强制推行公民财产透明化，开征遗产税。深度调节贫富不均的社会痼疾。

　　平抑垄断企业职工薪酬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同步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单位工资强制指导价格，加强行政管制力度对劳动合同、随意辞退、延长工时、克扣工资、不参社保等剥削行为施行法律调节。让愿意回乡务农者尽快得到接收落实。

　　以有效的户政管理为基础，简化农村补贴补助，将各类补助结合农用地使用权属分解固着到户头人头，以明晰地权、认定资格、清理乱占。使两头占有资源者得到解决，不符合城镇化条件的居民因地权地利的召唤，自会返乡。

　　同步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乡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对满十八岁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平均就业机遇，实行轮侯就业失业的救助制度。

　　市场资源配置是西方经济学基本的核心问题；发明市场经济中贫富失衡准则的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准则明确了；所谓市场有效的资源配置都不会使一部分人境况变好，除非使一部分人境况变坏。

　　总的来讲，我们更该关注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急速城镇化后带来的社会冲突。被市场经济规则资源配置规律，进行了“财富洗牌”后的阶级分化问题已不容回避。当前经济政策看来明显带着转移矛盾特征，让一部分人先富，而另外一部就难以富裕，如同站在食物链底层草食动物不存在了，那里还有虎豹狼群生存的土壤？如果没有了剥削和压榨的对象，试问还有什么能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现在是中国1%家庭掌握着全社会41.4%财富，基尼系数达到0.47已经超过发生动荡的0.4。决策层认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因为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不也没有发生动荡，不如我们也来建立一个中产阶级。可是事与愿违，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文化因素下，没有实现，也是难以实现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实际就是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造就的一部分先富队伍，这些人有故土，有需要建设的家园，所谓“家纵贫寒，也须留田地的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力穑艰辛”.这些人其实已经可以满载而归了。本应利用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到农村去建设自己的老家园。现实情况却是被利益趋导自由迁徙。也许是政策安排上的盲目，造成如此多社会矛盾。如果继续自由迁徙，占用社会公共资源自由化，势必引发新的政治失衡和不公。

　　一直觉得这样的言论，可能遭到世俗的非难和抵制，也许遭同侪所嫉。但秉承前人独立之思想；为生民请命，为天地立心；面对现实世界，本文必将承受这种孤独。可以预计的是；已经是或被称为无产劳动者的人们，面对新的政治失衡和不公，在祖辈为之奋斗的地域上，正在觉醒、团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