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年，西班牙殖民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指挥一支200人的部队翻越安第斯山脉，征服了有着350万人口的印加王国，俘虏了印加国王。征服者向印加人勒索巨额赎金，要求得到能填满一座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9英尺的屋子的黄金。印加人满足了侵略者的要求，但背信弃义的西班牙人却无耻地绞死了印加国王。之后，美洲殖民地成为西班牙的财富来源，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经过大洋流入西班牙，流入欧洲。

黄金白银的大量流入，促使西班牙物价上涨，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生产受到严重打击；政府实施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新大陆财富大量涌入推动的投机气氛又进一步弱化了生产激励，西班牙经济呈现出严重的空心化倾向，进入对其他欧洲国家全面依赖的时代。飞来横财大大刺激了统治者自信心和征服欲，频繁与其他欧洲大国展开战争，终将国家拖入国库空虚，财政危难的境地。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西班牙被看成是一个发展失败的典型案例，并成为重商主义兴起的推动因素之一。拉尔斯·马格努松在《重商主义经济学》中说：“在重商主义时代，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这便是担心像西班牙一样，富于黄金、贫于生产，以及可怕的贸易逆差而被毁灭。”（拉尔斯·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5）在民族国家兴起和发展的时代，黄金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意义。有了充分的黄金储备，才有发展经济的资本来源，也才有对外征战及应对国际危局的财力基础。按照伟大的凯恩斯的说法，充足的黄金也是发展生产，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西班牙曾经有过欧洲最大规模的黄金来源，最终却归于失败，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保持住黄金，没有将黄金财富用于物质生产。西班牙只是充当了一个搬运工，他们将黄金从美洲运回来，因为自己空心的经济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依赖，不得不又转手将黄金送出去。重商主义者之后强调限制乃至禁止黄金外流，干预对外贸易以实现顺差，发展加工制造业以满足国内需要并增加出口，等等，很大程度上接受的是西班牙这个反面教员提供的教训。

对于西班牙的失败或者衰落，主流经济学有着不同于重商主义者的认识。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新大陆黄金的流入对西班牙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影响可能被过分夸大，通货膨胀并不是西班牙经济机构失调及整体衰落的关键原因。按照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解释，关键的原因在于产权问题，在于西班牙政府错误的重商主义政策。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政府赋予羊主团的特许权。

长期以来，养羊业是西班牙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一行业控制在20多个大公手里，他们组织成立了羊主团（Mesta）。政府承认羊主团的结盟，并赋予其畜牧业垄断权，条件是他们要承担税赋。政府对羊主团的支持，主要出于税收上的考虑。诺斯说：“国王在财政上的困境是动机之一；国王认识到对牲畜征税比对人征税容易得多，因而便将羊主团合并成可为君主制度提供可观款项的一个组织。”（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P109）

为了维护羊主团的畜牧垄断，政府禁止农民圈占土地；而且，羊主团放牧的羊可以进入任何庄稼地里，地主不得妨碍和反对。“这些措施使得牧主公会的羊群很快就破坏掉当地的森林，毁坏了农业，土地荒芜了。牧主公会的牧羊人焚烧树木来放牧，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荒芜。那些牲畜甚至跑到城镇的公地来吃草。总之，牧主公会的畜牧特权就像中世纪的狩猎贵族一样肆无忌惮。这片曾经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农业区（西班牙南部）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威廉·伯恩施坦：《财富的诞生：现代世界繁荣的起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227）

诺斯以为，当技术进步，市场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也随之变化之后，需要对产权结构加以调整。在养羊业兴起的那个时代，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上升，需要通过界定清晰的产权来体现和实现其市场价值。圈地实际上就是明晰土地产权边界的运动。在英国，尽管面临历史及现实的种种障碍，圈地还是在政府或主动或被动的支持下推进了。这是英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政府对圈地的支持和干预本来也是重商主义的措施之一，但是西班牙政府的重商主义不是推动而是阻止圈地运动，不是努力构建清晰的产权结构而是维持一种不清晰不合理的残缺的产权结构。于是，西班牙的失败或者衰落，即使不是重商主义的失败，也是错误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