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周小川再度出现在新一届财经高官的名单中，周小川此次“破格”的留任，不仅是对其过去10年央行功绩的整体肯定，亦是对此前业界强烈呼吁其留任的一种响应支持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长的呼声，可谓响彻今年两会。除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以及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公开表态支持周小川留任外，3月13日播出的央视两会特别节目《两会1 1》，更透露出“多名经济学家联名希望周小川留任”。

　　周小川是否留任央行行长，之所以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不仅因为我国经济体量位列全球第二、外汇储备量位居全球首位，更因为在周小川过去10年央行行长的任期内，我国央行已完成从辅助性的计划调控转向主导性的市场调控、商业银行已从破产边缘走向相对健康、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稳步推进，一个更趋开放、政策独立性亦更强的央行，显然更易为全球所认知和关注。此外，周小川卓有见识的理论功底,以及其应对美元霸权的勇气，亦令其获得全球政经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广泛赞誉。

　　而在政府换届之际，我国多位金融高官，以及经济学家之所以集体呼吁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长，可以说，与当下我国经济、我国金融,以及全球货币的新形势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弱化之下，面对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如何才能做到既确保经济维稳，又不引发明显通胀，这显然需要央行强大的配合能力；在我国银行业貌似改革成功但坏账却暗自滋生、加大直接融资占比但金融市场仍然弊端重重之下，我国央行如何再度发挥我国金融改革引导者的作用，可谓事关我国金融改革全局；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面对欧美日发达经济体持续的货币宽松，我国央行如何化危为机，审慎地推进汇率政策，以及资本账户开放，使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向纵深迈进，则更是中国央行急需面临的挑战。

　　显然，当下的央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理论与实践兼具的行长：他既能深刻洞察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摸准我国经济跳动的脉搏，灵活而适度地运用货币政策；又谙熟转型期我国的体制特征，具备更高层政治资源的整合能力，以便能够协调不同利益部门的利益纷争，从而使央行货币政策能够得以真实推进；更须具有开阔的全球专业视野，面对全球已然形成的新一轮货币博弈战，懂得如何规避人民币国际化的系统风险，并能够牵手其他新兴经济体改变当下的全球货币格局。

　　这样的人物，周小川理所当然算一个。回顾周小川的履历，其既在上世纪80年代全面参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设计，又在上世纪90年代分别于商业银行、央行和外管总局任职，更有为期两年短暂的证监会主席的经历，而其在2003年正式就任央行行长以来，更统筹推进了我国国有银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对次贷危机、人民币走出去等重大议题。正是在他的任期内，我国央行从一个与其他正部级单位平行的机构，一跃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增长、引导我国经济转型的中枢机构之一，而我国高层对央行职能的重视程度，除1993-1995年朱镕基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外，可以说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尽管，对周小川主政我国央行的10年，亦不时出现针对人民币升值过快，以及货币超发等批评的声音，但是，平心而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面对必须遵从的全球一体化游戏规则，人民币8年（2005年汇改后）升值24%，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2年升值逾100%相比，可以说人民币升值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我国央行自己的手中。而对周小川主政10年间人民币超发的普遍质疑，其实，既有外贸顺差导致人民币外汇占款激增的常态因素，又有2008年次贷危机急需配合经济刺激的偶发性因素，而论及我国货币超发与通胀之间的关联度，其实我国当下的通胀水平，要远比同期俄罗斯、印度等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低很多。

　　如果非要对周小川主政我国央行10年作一个评价，那么，用“小错虽有，大错没有，方向正确”进行概括，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在这10年中，我国货币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节奏，整体上是恰到好处的，我国货币政策与全球货币政策的整体变迁，整体上亦是博弈中掌握主动权的。正因为此，周小川在国际上赢得“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谓。

　　与此前传言接任央行行长的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现证监会主席）和现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总局局长易纲相比，周小川虽然比他们年长10岁，但经历要更为丰富，“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的相关行政规定，更已在其就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无形化解。

　　选择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长，既能确保当下央行职能以及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又能迎接新一轮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大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更可以在连任后对未来接任者“扶上马，送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