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沿革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以致于从细微处看不到明显变迁的痕迹，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透过大历史观去观察中国几千年的变化，不过即便如此，人们也往往发现历史路径不是一直向前推动发展的，而是不断迂回、融合内外新旧力量来发展的。

反动力量为什么可以登上历史舞台，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达为先进制度是怎么产生的。

另一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他的从历史看组织中总结出，秦汉宫府分离体制比唐明分散相权对政府组织而言更加稳健且具有可操作性。体制架构是群体利益的博弈，获得群体利益整体最大化是保障体制改革的基本条件，但政府不同于经济组织，并非有成本收益的计算考量，政府获得群体利益最大化并非实现政府组织管理的优化而是强化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当群体利益得到满足且没有支付必要的代价则无法达成组织向前改革的目标。

政府相比较企业，组织更加健全，流程更加齐备，得自于掌控资源的充沛。企业需要发展才能立足，需要因应社会变革才能生存，需要购买政府服务才能获得所需的资源。企业业务流程需要精打细算才可能有市场的赢面，否则资不抵债会面临淘汰的结局。虽然政府可以不计运营的代价但如果社会资源利用率下降或者无法正常利用也最终因入不敷出而终结。

宋金对峙时期，南宋面对社会资源局面的变化不得不从管理流程上改良。中央机构和规模与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规模形成差距的情形下，为了从财政上保持既定利益格局需要调整社会结构，制定的政策也向这个方向倾斜，使得南宋的制度更加先进，在局促的环境下维持了经济和文化上的盛世。

只有接受约束、形成反馈才会使得政府组织向前变革，否则周而复始的往往是伴随社会资源盈亏而实现政府团队的更迭。

北方落后的民族通过强大军事力量征服北方乃至南方，从上到下重构社会，使得社会结构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变革往往延缓了历史进程，落后民族只有在政权架构稳定中以及之后才慢慢向先进制度、文化倾斜。在落后民族对中国施行治理时，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发达程度对之造成的约束，从而形成反馈使得中国社会得以稳定。在这种内外力量融合的过程中，社会发展需要寻找新的方向和路径。

如果社会发生根本变革，那么这种力量始自哪里。

大前研一在他的《看不见的新大陆》中说当你发现自身有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那便是变革的力量。社会变革不同于自然界，按照时节推移发生变化，但同样的需要积极吸收力量。种子发芽，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破土壤松散的地方得以成长，社会也需要从薄弱环节中获得变革的力量，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

中国社会历来是农业为主体的社会，而农村也是政府治理最为薄弱的地方但政府财源往往与农业相关，农民对社会变化最为敏感，因此农民起义也罢，社会重新生机也罢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在农民地区即使很小的变革也会促使社会的大变革，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大陆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举措的实行带来了社会的巨变，虽然在制度层面变化依然不是很明显，但社会生产发展了改变。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中国社会结构伴随国内国际各种力量的影响产生了诸多变化，现代化水平使得农村地区不再那么遥远，农民也在调整自身的身份。农村地区不再孤立的存在而是跟城市协调产生各种同向变迁，或者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环节。因此，如果现在通过对农村地区进行微调达到改变社会结构往往不成立，不管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思路如何，不管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一点是肯定它的推行不会对中国的改革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结果。

虽然政府体制从根本上相比较一百年前未必有实质性变迁，但社会生产局面发生了巨变，社会资源格局发生了改变，政府赖以支撑的财税源流发生了改变，社会群体发生着重新定位。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但带来的改变微乎其微，也正是因应上述的变迁。而城市的士罢运往往获得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得利益紧张局面所有改变，正是因为现在中国社会结构让政府管制最为松散的地方已经不再是农村地区而是城市中从事基本服务业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发生变迁的举措会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结果，通过微调带来大的改变。

但城市的群体身份很难以确认，身份的转变非常容易，比之于农村地区复杂很多，所以不容易形成变革的力量。台湾地区通过政治民主化便利了各群体对自身权益的表达，也保障了这种表达的权力，不过社会发展格局依旧受制于找不到改革的支点而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这种不确定性也为体制选择带来问题，不能通过微调实现体制适应于社会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政府更迭可以缓和局势但无法达成改革的目的，政府更迭可以使得群体利益代言不同从而维持社会利益格局在平衡中达到一致性。

历史发展、制度沿革自然缓慢，政府治理体制也遵循历史依赖，不过社会结构在历史潮流中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无法通过固有体制实现变革达到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通过社会薄弱环节的微调达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社会，必须增加利益选择、扩大利益选择的范围才能实现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