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融危机以来，“再工业化”战略不断被欧美发达国家提出。通用电气将在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Appliance Park园区内，新增数条生产电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的装配流水线。大型制造业的回归，得到了总统奥巴马的大加赞赏。
　　来自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制造业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能推动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这是否说明美国制造业是否真的复苏了呢？
　　其实，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都经历了持续的相对衰退。1980年至2010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0%下降至21%，日本则从27%降至19%。但瑞典等少数国家属于例外。
　　瑞典在1992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其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有所提高，并且保持了这一态势不变。这里面有两个条件：一是本币走软，瑞典的实际有效汇率在1992年到达顶点后下滑了27%；二是生产力快速增长，瑞典于1995年加入欧盟，并开放经济吸纳海外投资，还在职业培训领域投入很多资金应对竞争。
　　瑞典制造业复兴的条件在美国是否具备呢？一方面，美元汇率自2002年到达峰值以来已下跌了21%，足以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1996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增幅高达69%，同时美国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世贸组织，其幅员辽阔的国内市场也能够产生充分的内部竞争。
　　但是，水力压裂法这项新钻探技术却使美国的天然气价格降至亚洲市场的几分之一，其能源密集型行业在对外贸易领域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以造纸厂和炼油厂为例，虽能从廉价的天然气资源中受益，但仅有很小一部分产品运往了国外市场。此外，美国制造企业的管理水平还有待改善，仅有小部分企业采用了最先进的管理激励手段，四分之一的企业对于管理技术的运用程度尚不及先行者的二分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复兴的舞台还没有完全搭好，前进之路任重道远。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制造业的回归并不能带动就业岗位的回归。换言之，制造业不能像多年前那样创造大规模的就业岗位。
　　美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科技，例如3D打印技术、智能技术等。但这却减少了对雇佣大量体力劳动者的工厂的需求。在最新式的工厂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操作计算机监控机器的工作情况，再也看不到工人从事搬运、推车和焊接情形了。
　　如今，至少有30%的制造业岗位主要依靠白领型的服务性工作，如销售、工程、设计等。虽然机器设备能制造汽车，但它们无法设计汽车或制订营销方案。也即未来的制造业工人很可能拥有研究生学位，而不是只接受过高中教育、拿着便当的传统工人。
　　当然，这并不表示制造业不再创造优质就业岗位。除了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制造业还需要如电工和技工等合格的技术人员，而当前的社区学院并未满足这一需求。但即便是这种现状得到改善，也解决不了美国严重的就业问题，去年10月，美国25岁以上的高中学历男性就业率为64%，而十年前的数字是72%。
　　同时，美国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成本包括研发、成本、运输以及销售的成本，如欧美生产需要运输到发展中国家销售，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需要运输到欧美市场销售，因而制造业的某种产品在美国生产并不绝对是在降低运输成本，反而可能增加运输成本。虽然科技方面的实力足以吸引大量的投资，但制造业岗位回流主要涉及生产性岗位，与研发成本无关。
　　但制造业复兴无疑会带来诸多现实好处。正是由于制造业工人能被机器所取代，工厂才成为了推动生产力提升的源泉，例如1995至2005年间，美国制造业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约为17%，但整体经济的生产力增长37%由制造业贡献；而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意味着制造业现有工人将获得更高的报酬水平，在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于服务业从业人员；消费者也能从制造业生产力提升中获益，1985年以来，经质量调整的美国耐用品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而服务业价格则上涨超过了一倍。
　　抛开这些内在的国家利益，在长期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上，制造业回流还是制止发展中国家快速赶超的重要手段，没有制造业外包，也就不会有资金、技术和资源的扩散。而一旦失去了全球化的“扩散效应”，发展中国家想要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工业化进程将难于登天。
　　目前，西门子已开始将在美国生产的涡轮机运往沙特阿拉伯、丰田将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出口至21个国家、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正准备将工作岗位迁回美国本土。这些制造业复兴的初步信号的确令美国感到欢欣鼓舞。不过，希望是有，路却十分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