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老先生一直提倡“思想市场”，对这个观念国内的知识分子们大体都是拥护的。但如果真是思想的市场来临了，知识分子同样面临转轨挑战，就跟当年“砸三铁”差不多。

　　秀才创业学吆喝，在我看来非常符合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的观念。对秀才创业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面子关，做什么生意就要会吆喝什么，而读书人从小受的教育是做人要“刚毅木讷”，推销自己显得巧言令色。

　　吆喝背后，还有一个跳出体制，这两个因素，是迎接思想市场的最大挑战。

　　当年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因为卖茶叶蛋的人有勇气走向市场去吆喝，而造原子弹的人处在体制之中。

　　体制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给人比较安逸的环境，更重要的是给人一种体制的光环；体制的坏处，是使自己的能力消退，并且对体制产生一种依赖。

　　市场和体制更大的区别在于，体制天然是论资排辈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是会压抑个性和创新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而市场是竞技场，是要打擂台的，比如乔布斯不会因为IBM是老前辈就到处让着IBM，京东商城也不会因为阿里巴巴、国美电器是老前辈就不去争；小米手机也不会服苹果和三星。有好的产品，你就敢跳出来在市场上吆喝，是骡子是马都牵出来溜溜，最后在市场上获得自己的回报。

　　早先我试过在体制内谋求发展。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既搞田野调查又深入经藏，勤奋写论文。结果一个很爱护我的老大哥劝诫说，论文不能写张三有一点不对，李四有一点不对，最后写自己说得对。

　　“以后在这个学科的圈子里没法儿混，不是砸人家饭碗吗？这个圈子另眼看你，人家也不反驳你，人家说不过你，人家就不带你玩。”

　　他是真心为我好，但这次谈话让我对学术体系失去了兴趣，在这样的体制里面，即便熬成著名教授，也不是我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我最终选择了创业，这是一种“道路自信”。告别了体制，感觉非常艰难，有很多门槛要迈。

　　拿开拓市场（吆喝）来说，虽然有人支持我，可也不能总是依赖这样的支持。除了满大街逮人跟人讲观念、产品，还要大老远跑去求人听我讲，可惜的是，常常讲了半天，人家并没有什么感觉。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突然觉得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这个人特别了不起，过去也接触过他，但以当时的阅历没有觉得他很了不起，倒是觉得徐小平、王强他们很多地方的讲话水平要比俞敏洪高。

　　现在整天跑“江湖”，才体会到俞敏洪至少在创业方面真是了不起。俞敏洪办培训班时是北大的老师，就算是助教，也是戴北大教工校徽的，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但他不走寻常路，能自己满电线杆刷小广告，想想，那会被熟人看到，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打招呼？毫无疑问，这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而俞敏洪更让人敬佩的是，他放弃了体制和它带来的机会。俞敏洪当时是一名北京大学的助教，有机会在体制内慢慢发展，可以想见的未来是，也许熬到40多岁时会成为一名教授、博导，会得到很多人的尊敬，但是，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俞敏洪的奋斗，在我看来就是迎接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的一种探索。俞敏洪所传授的英语教学，还不算真正的思想，但他在知识传播领域闯出了一条路，他不是靠学校给他评职称，不是靠教育部给他授予个荣誉，是在市场的拼杀中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英语老师——与其找领导，不如找电线杆贴小广告。

　　很多知识分子也都很推崇“思想市场”这个概念，但大家准备好了吗？

　　就像我在前文所说的，体制带给人依赖和虚荣，抱怨体制不难，跳出体制出去吆喝，难上加难。

　　思想的市场经济来了，读书人的痛苦在其中，读书人的机遇也在其中。所幸，市场能检验我们的“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