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趋势：
未来的央企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六
毫无疑问，央企是肯定有未来的。不管是从共产党执政理念考虑，还是从强化中央集权和经济调控能力出发，央企都必须做大做强、而且是更大更强。沿着现有的改革思路走下去，未来的央企发展趋势一定是资产更趋庞大，股权逐渐稀释，而监管则面临市场化与行政化的两难抉择。
现象——从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的196家，到现今的122家，以及原定计划压缩在80-100家以内，央企的数量在逐年减少。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央企数量，却从2003年的11家上升为2011年的38家，份量在逐年增大（注：以上对比不完全对称。因为国资委监管的央企不包括金融类企业，而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央企包括了金融类企业）。
原因——相对于其他入围的和曾经入围后来落榜的世界500强企业，央企资产膨胀，或者说快速崛起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一）央企以举国之力参与市场竞争，与以市场竞争为主体生长模式的西方企业不对等；（二）央企与国家财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企业税、资源税、行政补贴、贷款利息、地价、红利征缴等，使得央企的规模提升带有国家意志的成分；（三）央企通过国资委的行政手段刻意地进行合并重组，有拼装之嫌；（四）央企所盘踞的行业多数为重化工业倚重的上游产业，占有中国产业景气周期之利；（五）世界金融危机重创全球化布局的西方企业，央企反而得到中国政府4万亿刺激投资的大部分；（六）央企本身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使其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当然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趋势——央企仍处于资产总额迅速膨胀的上升通道。未来的央企巨无霸是什么吨位级别，现在尚不得而知。此判断的依据有以下几条：（一）国资委的首要工作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一考核指标犹如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一样挥之不去。围绕有利于保值增值的所有手段和渠道都将继续使用，比如继续合并重组、增资扩股、核销不良资产等；（二）央企所盘踞的行业和产业处于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上游，具有极高的垄断优势。依靠最简单也是最残酷的提价方式，轻易即可令资产增值。如果央企要向中下游延伸发展，攻城掠地也将不费吹灰之力，资产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体现出所谓的“国进民退”表象；（三）根据对“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解释，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央企将毫不犹疑地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大做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资本市场，对央企的进场，前者没有选择权力，后者无法抗拒诱惑；（四）国资委在“十二五”时期以“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为导向，以集团公司整体上市为具体实施路径的发展战略，通过资本市场的溢价估值效应，或将整倍数地提升央企的资产规模；（五）中国重化工业仍有大约十年的发展黄金周期。
伴随着资产规模的急剧膨胀，央企的形态也将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变相的股权稀释。
资本市场是国企改革半路上发现的风景。资本市场的发现和充分利用、过度利用，使国企掌握了一种魔术般的腾挪大法，可以迅速地、廉价地、隐蔽地给半死不活的企业“洗个大澡”，然后“相貌迎人”（注：郎咸平炮轰顾雏军的“七板斧”一样适用于对国企资本运营的分析）。然而，任何得益总会是有代价的，体现在央企身上，就是其控制的优质资产不断地被稀释，垄断利润也被分薄。此前在讲成绩的时候，央企报喜不报忧，以企业的合并报表数据权当作是改革的成绩，牛皮哄哄。一旦民众质疑其屈指可数少得可怜的国有资本收益时，才拿出真实的帐本，可怜兮兮。以2010年为例，央企实现利润总额11315亿，非国有股东拿走了2869亿，约占25%份额。再加上其他的如所得税、法定公积金、母公司留存以后，最终实际上缴中央财政的仅为600亿左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非国有股东中，盘踞着一批央企的所谓“战略合作者”，如工商银行中的美国高盛集团、运通公司、德国安联集团，中国银行中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亚洲开发银行，建设银行中的美国银行、淡马锡控股。这样的安排所导致的事实上的“利益输送”、“卖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话题。随着央企整体上市步伐的加快，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手段增资扩股或境内外上市，可以确定的趋势是，资产总盘子在不断扩大，财务报表“看上去很美”，而国有资本所占的比重愈益下降。
另外，伴随着央企资产的不断膨胀，必然有一大笔不良资产被甩给国家，甩向社会。此前的国企改革，是借调整国有资产战略布局之名，将属于不良资产的中小企业整体甩掉。将来所要做的，是将优质企业中的不良资产甩掉。这包括盈利上市公司后面的母公司，以及附着其上一直秘而不宣的那一部分不良资产（如厂办大集体等），也包括不死不活留着碍事的大型企业。新成立的国新公司以及将华星集团整体划入，唱的大概就是这出戏。这也是国资委总是“哭穷”的真正原因。例如一汽集团为整体上市进行股改，国资委相关人士表示：“国新公司将吸纳一汽集团部分存续资产，减轻上市公司负担。”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在经济学上的解释，上市央企所减轻的负担，不会凭空消失，最后一定是转嫁给整个社会。可以预料得到，国新公司一定会在央企悉数上市之际，在完成对所纳不良资产的拍卖、破产、注销呆坏账之后，功成身退，人间蒸发，徒留下一个天文数字让学者慢慢猜想。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化监管与行政化监管的博弈，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异。
国资委积极地推进央企的整体上市，试图将央企都变成上市公司，然后由国资委直接持股央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出资人。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淡马锡情结”。然而，在中央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第一层次代理人，实际所有者依然缺位的情况下，作为国有资产的第二层次代理人——国资委，如何监管第三层次的代理人——央企？行政化的国资委如何监管得了以市场化为挡箭牌的央企董事会？当央企都变成上市公司，国资委直接持股央企，自身倒是“干干净净”了，监管的麻烦是不是就应该由市场来承担了？现在已经有活生生的案例摆在眼前：当媒体曝出中海油员工人均年薪38.67万、董事长年薪1204.7万时，中海油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我们是海外上市公司，我们的治理结构与所有国际公司相同。我们的薪酬都是由独立董事制定的，制定的标准要与国际同类公司相比。”如此这般，那么以后再有针对央企的负面质疑，找国资委投诉恐怕无济于事。要么由证监会以市场信息披露完整性予以不痛不痒的解释，要么由万千股民“用脚投票”，不买央企股票（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学派推崇的市场决定机制）。在法律层面上，国家审计署恐怕也不能直接审计公众上市公司。那么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关系“委托——代理”机制如何运行呢？2011年发生了一件央企和民众的纠纷，南航的机长发微博说：“跟央企玩，你玩不起”。将来可能要换一种说法了：“跟央企玩，你玩不着！”
笔者预料：在市场化监管机制发展到一定的失控状态时，必然会受到非市场化的反制，行政性监管必然出现强势回潮。一如几十年来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必须注意的是，中央核心领导层对央企的主要负责人任免权、党委和纪检委的地位及作用始终没有放松，而且有一种渐趋强化的态势。2010年7月，由中办和国办这样罕见高规格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可以看作是一个市场化决策机制见顶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