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流域讥刺诗人皮日休及其诗歌创作

 

             （襄樊学院  魏平柱 ）

 

    （一）

      皮日休，先字逸少，后改袭美，号醉吟先生、醉民、间气布衣、鹿门子等。晚唐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约生于唐文宗太和末年（公元834）至开成初年（公元838）之间，出身一个庶族地主家庭。其远祖为晋襄阳太守皮初，从祖皮瑕叔曾任蜀州剌史，从父皮行修累官项城县令。皮日休之家，世代“力农”。如其《皮子世录》所言：“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青少年时代，隐居襄阳鹿门山、岘山、洄湖等地读书，并开始结交“襄阳元侯”及襄阳地方官府。咸通四年（公元863）初，离家出游。从襄阳出发，乘舟顺汉水南下。先至郢州（今湖北钟祥），以文造访郢州剌史郑诚，并应郑诚之请作《郢州孟亭记》。然后又南至沅湘，作《悼贾》以悼贾谊。再从九江渡江过安徽，达河南，入兰田关，抵长安。这次漫游，不仅开阔了视野，饱览了明山秀水，而且以“文事造请”了名流权贵，为考进士做了舆论准备。咸通六年（公元865）十月入京，等待来年春闱。咸通七年（公元866）春，应礼部试不举后，取道洛阳，退归寿州（今安徽寿县）别墅，编次自己的诗文，成《文薮》十卷，以为“行卷”，以备次年再次应试。咸通八年（公元867），郑愚知贡举，皮日休榜末进士及第，但却未得官职。又应吏部宏词科试，不第后离京东游华、嵩诸山，经洛阳，乘舟抵达扬州，然后渡江到苏州。咸通十一年春，崔璞任苏州剌吏，皮日休被辟为郡从事。不久，结识了吴中名士陆龟蒙。两人过从甚密，酬答唱和，积诗甚多。后编为《松陵集》，各体诗作六百五十八首，其中，皮日休诗作三百余首。咸通十二年（公元871）皮日休约三十一岁，娶吴女为妻。咸通十三年（公元873）春后回到京师，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王仙芝、黄巢义军进军洛阳。皮日休又回到吴郡，并任毗陵（今江苏武进）副使。乾符五年（公元879），黄巢起义军渡江入浙西，皮日休参加了起义军。广明元年（公元880）十二月初五，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十三日黄巢称帝，建立大齐政权，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中和二年，黄巢部将朱温占领同州，皮日休安抚属县行邑同官，作《题同官县壁》。中和四年（公元884），起义军失败，皮日休下落不明。

      关于皮日休最后结局，正史缺载。后人笔记杂著中有不少传闻。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黄巢所杀；二为唐王朝所诛；三为逃匿会稽而终。

主为黄巢所杀者最多，如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计有功《唐诗纪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辛文房《唐才子传》均认为皮日休作谶语讥黄巢而被杀。此说首见《南部新书》，其略云：“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发不尽，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讥也，遂及祸。”此说影响很大，连郑振铎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采用此说。实际上此说最不足信。当代许多学者否定此说。皮日休乾符五年从军起义，广明元年黄巢称帝任翰林学士，如有作谶之事，当在黄巢称帝之前，从时间上讲，此说与事实不符。再则，四句谶语是黄巢称帝的意思，并非讽刺，颇有文学素养的黄巢，绝不会连这个含义也不明白。再则，这四句谶言是从《太平广记》中，山阴老人献董昌的谣言“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日上升”套来的，有明显的捏造痕迹。黄巢杀皮日休是封建正统文人的不实之词。

      主为唐王朝所诛说，见于《该闻录》。但《该闻录》已佚。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有一段引录：“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陆游却认为此说不可信，并要“为袭美雪谤于泉下。”但今人萧涤非、郑庆笃、刘扬忠等著名学者，却认为此说最为可信。从黄巢失败后的情况看，唐军收复长安后，对于“陷贼”的人员报复是相当凶恶的，甚至好多“陷身”黄巢的皇族、宫嫔、命妇都被僖宗皇帝亲自问罪，下令斩首，皮日休为农民起义军捐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逃遁会稽，终于吴越。近年来不少学者力主此说。认为皮日休在黄巢失败后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会稽隐藏起来了。北宋尹师鲁为皮子良写的墓志中说：“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而早于《墓志》的记载，还有《太平广记》和《五代史补》。《太平广记》卷499“皮日休”条基本照录《北梦琐言》卷二“皮日休献书”条，唯独删去“黄寇中遇害”一句，加进“为钱镠判官”五字。《太平广记》如此改动，必有所本。《五代史补》更是言之凿凿。其卷一之“杨行密钱塘侵略”条云：“杨行密尝试命宣州剌史田頵领兵围钱塘，钱镠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于行密。元璙风神俊迈，行密见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頵罢兵。初，頵之围城也，尝遣使侯钱镠起居，镠厚待之。将行，复与之小饮。时罗隐，皮日休在座，意以頵之师无能为也，且欲讥之。于是日休为令，取一字四面被围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艹为萁菜，下加石为碁子，左加玉为琪玉，右加月为期会’。”据此，缪越认为，“皮日休为黄巢所杀，或为唐代统治者所杀诸种说法均不能成立，而逃奔吴越，依靠钱镠，乃是皮日休的结局，”沈开生也认为：“所举日休所行之令，也符合日休喜欢文字游戏的习惯，并无可疑之处，应该是可信的。”还有李菊田，也认为田頵围攻钱塘时，皮日休犹健在钱镠幕中，时黄巢已死十九年。皮日休此年约六十二岁。不久当病卒于吴越。

    三种说法，第一种已基本被公认为不可信，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也都还有诸多疑点，还有待发掘更为坚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来证实它。

（二）

      皮日休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但就其世界观，人生观的主导方面而言，在参加黄巢起义军之前，儒家思想在其头脑中占主导地位。他对孔子是特别尊奉的，在《襄州孔子庙学记》中，他盛赞孔子说：“伟哉夫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终。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远，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溥。……   尧之德有时而息，禹之功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芳，远而弥光，用之则昌，舍之则亡。”把孔子的思想捧到“用之则昌，舍之则亡”的地步，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一部《文薮》，几乎涉及到全部儒家经典和儒家推崇的人物，对尧、舜、禹、汤、周公、孔丘、孟轲等，他都倍加颂扬。他还极力推崇当朝的儒学大师韩愈，不仅写了《请<孟子>为学科书》上奏朝庭外，还写了《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上奏朝庭，希望把韩愈也列入圣贤之列。

    当然，做为生长在唐帝国土崩瓦解、朝不保夕的末世的知识分子，皮日休的思想必然要受时代环境的影响。面对封建政权的腐朽黑暗和人民的疾苦，皮日休从儒家学说中接受更多的则是孔子的“仁者爱人”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具的进步倾向的“民本”思想。这也许就是他思想非常激进，最终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根本原因。

    藩镇割据，互相混战，民不聊生，皮日休深感不安，他的心灵深受熬煎。咸通七年（公元866）举进士落榜后，退归寿州的途中，他亲眼目睹了一幕幕人民受难的惨景，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的《三羞诗》三首。其三前小序，寥寥几笔，勾画出一幅逼真的灾民逃难图：

 

     丙戍岁，淮左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策后归之。见颖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呜呼！天地诚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椸有袭，镬有炊，晏眠而夕饱，朝乐而暮娱，何能于颖川民，而独享是为？因羞不自容，作诗以唁之。

 

    笔锋饱和激情，抒其感慨，发为议论，表现出诗人对难民的深切同情。他一再呼吁要行仁政，薄赋敛，主张治民重在疏导。他在《请行周典》一文中，借恢复古制为名，提出了自己的发展农桑的革新主张。主张加重那些广占田宅不事农桑的游闲惰民的赋税，指出“征税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将以励民而成其业也。”也就是说，征收赋税不仅是为了让天下百姓来养活君主，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增加收入。文章中还卓有见地地提出当时贫富悬殊，占地不均，阻碍发展生产这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本课题，他说：“今之田，贫者不足于耕耜，转而输于富者。富者利广占，不利广耕。”这是当时“民之最急”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民造反是迟早要发生的。

    皮日休的民本思想，表现在对君主的态度上，是与孟子一脉相承的。他对昏君暴君恨得咬牙切齿。在《六箴序》中，他明确指出：“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国家乎？”在《原谤》中，他更为大胆地写道：“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摔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皮日休的这些议论，正是皮日休思想的精髓之所在。鲜明的民主性和强烈的反叛性乃是其思想的核心。他公然为人民的造反行为作理论辩护，大胆地批判皇权、斥责最高统治者。在《鹿门隐书》中，这类愤激之言尚有不少，如在《论灾异》中，他说：

 

     夫山呜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圣人谓一君之暴，灾延天地，故讳耳。然后世之君，犹有穷凶以召灾极暴以市异者矣……当仲尼之时，苟语怪力乱神也，吾恐后世之君，怪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触，而在于侵凌也；乱者不在于袵席，而在于天下也；神者不在于机鬼，而在于宗庙也。

    这简直是对暴君的猛烈抨击。其《读司马法》一文，对这种观点又进一步有所发挥，他写道：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汉魏尚权，取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

    皮日休在这里借题发挥，旨在批判那些玩弄权术，戕贼民命的阴谋家，其锋芒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

     与此同时，皮日休也没有放过对贪官酷吏的深刻揭露和鞭挞。他在《鹿门隐书》中说：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 喜之者，喜之赏之必至。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之忧也。

  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者，为家。

    皮日休批判的是整个腐朽的封建制度，正如他在《心箴》中指出的“君为秽壤，臣为贼臣。”尽管他还没有喊出要摧毁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口号，但他那诛杀无道昏君、革除黑暗朝政的思想，已是封建时代其他文学家无法比及的。皮日休终于加入了黄巢起义的队伍，并任翰林学士。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著名文学家中，在高中进士的知识分子中，他也许是惟一参加过农民起义并在起义军中担任要职的诗人。皮日休应当在历史上闪烁其璀璨的光芒。

（三）

    皮日休有一套鲜明而系统的文学主张，其根本点在于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内容和批判精神。在散文上，他继承韩柳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主张；在诗歌创作上，他继承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他推崇韩愈，称赞韩愈的散文“无不裨造化，补时政。”他称赞白居易的诗歌，“所剌必有思，所临必可传。”

    他强调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上剥远非，下补近失”，否则的话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他在《补周礼九夏系文序》中说：“颂于古，不足以补亡；颂于今，不足以入用”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九讽系述序》中又说：“昔圣贤不偶命，必著书以见志，况斯文之怨抑欤！”文学创作必须为社会现实服务，即使像屈原那样政治理想不得实现，也当以作《离骚》而正诡俗，为《九歌》而辩穷愁。皮日休的许多文章就是本着这种“裨补时政”而创作的。在《文薮》中，他说：“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充分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精神，表现了大胆干预社会现实的热情。

    在诗歌创作上，他特别看重新乐府。在《正乐府十篇序》中，他特别强调诗歌的歌颂和讽刺的功能。他说：“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剌也，闻之足以戒乎政。”要求诗人创作诗歌，必须反映国家政治的利弊得失和人民生活的疾苦。

    反对浮艳绮丽的文风，是皮日休文学思想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他尖锐地批判晚唐诗风的颓靡。在《刘枣强碑》中，对文词繁缛的唯美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诗歌之风，荡来久矣。大低丧于南朝，坏于陈叔宝。然今之业是者，苟不能求古于建安，即江右矣；苟不能求丽于江左，即南朝矣。或过为伤丽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在《正乐府十篇序》中又说：“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他对晚唐乐府已失去原来乐府意义的现状深感不满，并决心以自己的创作来扭转这种风气，把现实是“可悲可惧者，宣于歌咏，”写成十篇乐府诗，并名之为“正乐府”。

    他肯定《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肯定建安诗风。对本朝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李贺、刘言史等大加赞赏。在《郢州孟亭记》中，他写道：

       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才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介其间能不愧者，唯吾乡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龈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

    在肯定李白、杜甫的同时，盛赞了孟浩然清新淡雅的诗风。在《刘枣强碑》中，他又对李白、李贺、刘言史作了充分肯定。他说：

吾唐来，有是业者，言出天地外，诗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百岁有是业者，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炼为字，千锤成句，虽不追躅太白，亦后来之佳作也。有与李贺同时者刘枣强焉。先生姓刘氏，名言史，不详其乡里，所有歌诗千首，其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

    肯定、称赞这些盛唐、中唐诗人，实际上是对晚唐韩渥、吴融之流刻红剪翠、典丽精工的所谓“香奁体”的批判。

    皮日休评诗特别推重白居易，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一文中，他说：“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因为张祜在元和中“作宫体诗，词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重其才”与元白新乐府精神相悖，故当“令狐楚以祜诗三百篇上之”之时，受到了元稹的鄙薄：“雕虫小技，或奖激之，恐害风教。”大概有人为张祜抱不平，所以皮日休写了这篇文章来说明这个道理。

    皮日休还强调在学习前人的诗歌创作经验时，不能片面地只学形式，而要“不失其旨。”在《九讽系述序》中。他批评宋玉、王褒、刘向、王逸等人学习屈原只“得芝兰之芬芳，鸾凤之毛羽”，因而和屈原相较，“皆相去数百祀。”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中，他指出“元白”新乐府运动之后，许多人师法学习，然而这些学者之学大失其旨。对此皮日休不无感慨地说：“余尝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辩，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皮日休还指出，人们要善于接受文学作品，要有分析、有选择地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好的有益的东西，扬弃那些消极的有害的东西。他在《鹿门隐书》中说：“文学之于人也，譬于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确实是颇有见地的。

（四）

    皮日休的诗，现存四百余首。《文薮》中有四十六首，是进士及第前的作品。《松陵集》中有诗三百多首，是进士及第后与陆龟蒙等人的唱和之作。《全唐诗》除收上述作品外，又另收诗三十五首。皮日休的诗歌创作似可以此两个集子为代表，分为前后两期。需要说明的是，现存皮日休的诗作中，还没有发现在黄巢义军中及以后的作品。《文薮》中虽只有四十六首，但绝大多数是为现实而发，是作者现实主义诗论的成功实践。《松陵集》中诗作数量虽多，但大都内容空泛，思想价值不高。我们主要介绍他的前期作品。

    同情人民疾苦，控诉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是皮日休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晚唐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加之连年天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皮日休，写下了不少现实性极强的诗歌。《三羞诗》之三，是其代表作。他以沉痛的笔触，写出了淮右蝗旱，农民家破人亡的惨象。序中交待了“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的情况。诗中又写道：“天子丙戊年，淮右民多饥。就中颖之汭，转徙何累累。夫妇相顾亡。弃却抱中儿。兄弟各自散。出门如大痴。……荒村暮鸟树，空屋野花篱。儿童啮草根，依桑空赢赢。斑白死路傍，枕土皆离离。”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灾民流亡图！诗的后半部分，诗人沉痛地指出：“疠能去人爱，荒能夺人慈”，并对比自己“椸有袭，镬有炊，晏眠而夕饱，朝乐而暮娱”的小康日子，感到深深的惭愧和不安。

    皮日休的组诗《正乐府十篇》，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极大同情。其中《橡媪叹》，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贫苦老妇人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悲惨命运，有力地鞭笞了那些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的贪官污吏。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内忧外患，战祸频仍，带兵打仗的将帅们乘机大发横财，人民却承受着极大的负担。皮日休的诗篇也愤怒地控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他在《三羞诗》之二中写道：

     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癕，分为猛士禄。

     雄健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作一川肉。

     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

咸通七年，诗人落第后，路经许昌，目睹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后，写下了这首诗。诗人愤怒地揭露了将帅们靠战争升官发财，而人民却承受着全部苦难的社会现实。这类作品还有《正乐府十篇》中的《卒妻怨》，诗人于此更是声泪俱下地代死难士卒的家庭作呼天之哭：

处处鲁人髽，家家杞妇哀。少者任所归，老者无所携。

况当礼瘥年，米粒如琼瑰。累累作饿殍，见之心若摧。

其夫死锋刃，其室委尘埃。其命即用矣，其赏安在哉！

    鞭苔贪官，歌颂清官，是皮日休诗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劳动人民的灾难从何而来，诗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封建统治者的贪残凶狠。因此，诗人把犀利的笔锋戳向了那些贪官污吏。在《橡媪叹》中，他强烈谴责了“不畏刑”的狡吏和“不避赃”的贪官，指出晚唐的统治者连“诈仁而王”的田成子也不如。在《哀陇民》中，他质问只知荒淫取乐，不顾人民死活驱使军民在悬崖绝壁捕捉鹦鹉进贡的权贵富豪：“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胡为轻人命，奉此玩好端？”而《贪官怨》一诗，更是集中地批判了代表统治阶级腐朽性、寄生性的贪官污吏：“国家省闼吏，赏之皆与位。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吏。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伤哉尧禹民，肉袒受鞭菙。……”活画出封建吏制的昏庸和腐败之相。

    皮日休希望“国家选贤良”，“俊造悉为吏”。他歌颂房玄龄、杜如晦：“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巨业照国史，大勋镇王府。”他歌颂元德秀“只饮鲁山泉，只采鲁山薇。……尽日一菜食，穷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镜，直如琴上丝。”然而在晚唐，这样的清介之士、这样德行高洁的官吏，实在是太少了。皮日休希望有更多的清官出来挽回封建国家的危局，实乃一厢情愿的痴想而已。所以他在《偶书》一诗中，归结出“为富皆不仁”这样一个闪光的结论。

    《松陵集》中三百多篇，并非全无是处。内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如《鲁望读襄阳耆旧传见赠五百言……次韵》，开头“汉水碧于天，南荆廓然秀”等句，概括地描绘出襄阳秀丽的山水。下面先略举楚汉历史人物屈原、诸葛亮，然后着重写盛唐襄阳名流张柬之、孟浩然，对他们的功业和品格赞颂备至，表现了作者对“民安而国富”的盛唐景象的向往。辞旨丰美，章法严密，情文并茂。再如《太湖诗》三十首，以精心锤炼字句，历历叙写其探赏太湖风光所得，辞藻清丽，意境深美，远远超过了陆龟蒙的奉和之作。

皮日休还有部分咏物诗和咏史短章，写得异常别致，赋有新意。如《金钱花》：

 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向人间呈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

   借自然之物寄托了自己对财产占有者的憎恶和对穷人的同情。再如《汴河怀古二首》之二：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立论警策，在批判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也不抹杀这一工程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很有见地。还有《喜鹊》、《蚊子》、《咏蟹》等，也都是颇具哲理的讽喻诗。

皮日休的诗中，还有一类杂体诗，是标新立异之作，包括杂言诗、齐梁诗、回文诗、四声诗、双声叠韵诗、离合诗、人名地名诗等。这些诗，大都是从趣味出发的文字游戏，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皆不能与《文薮》中诗作同日而语。

（五）

    皮日休诗歌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文薮》中的诗，具有白居易讽谕诗相近的特色，力求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痛快地指斥社会弊病，应当看作是新乐府运动的余绪。《松陵集》中的诗，现实主义精神虽然不及前者，但以才学为诗和以文为诗方面，又为宋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范例。正如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中所言：“初唐一变中唐，再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

皮日休的现实主义诗作，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题专一明确，一诗只集中写一事，不旁涉他事和另出新意。在题材上采取白居易《秦中吟》那样“一吟悲一事”的做法。如《三羞诗》三首，《正乐府十篇》等。二是以立意为主，风格比较朴素，语言通俗、质朴、直切，不事雕绘。胡震亨在《唐音癸笺》中指出，“皮日休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之句矣。”试比较《闲夜酒醒》和《春夕酒醒》二诗：

 

醒来山月高，孤枕群书里。酒渴漫思荼，山童呼不起。

四弦才罢醉蛮奴，酃醁余香在翠炉。夜半醒来红腊短，一枝寒泪作珊瑚。

       两首诗都写深夜酒醒之后的孤独之感。“五言”作于隐居襄阳鹿门之时，“七言”写于进士及第之后。风格迥异。《闲夜酒醒》“朴涩无采”，但语言清新，意境幽豁，不失为情韵飞扬的好诗，而《春夕酒醒》却又是一种风格，“四弦”的乐声，酃醁的“余香”，“翠炉”、“红腊”的色彩，“珊瑚”的美丽多姿，其辞藻的华丽，正表现出文词“奇艳”的特点。

    三是叙事和议论相结合。每一首叙事作品总是先叙事，然后发议论，对所写之事作出明确评论，卒章显其志。如《橡媪叹》：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

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

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

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厢。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

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

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

呈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这首诗先写老妇在“榛芜间”艰难地拾取橡子，并描写了她那十分憔悴的形象，接着写造成她这种境况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诗人以简要的议论，深刻揭示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正是人民遭难的根源。

这种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特点，除《三羞诗》、《正乐府十篇》外，还见之于咏物咏史短章，如《咏蟹》、《汴河怀古》、《喜鹊》、《蚊子》等，更具哲理。如《喜鹊》一诗：

弃膻在庭际，双鹊来摇尾。欲啄怕人惊，喜语晴光里。

何况佞幸人，微禽解如此。 

    前四句写一对喜鹊欲食人们丢弃在院子里的腥膻之物，又害怕被人驱赶，于是使用唱歌来讨好主人。后两句转为议论，抓住喜鹊为满足私欲而向人谄媚，与官场佞人作比，生动鲜明地勾画出佞人的丑恶嘴脸。

皮日休在《松陵集》中的诗，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较多地运用典故。亦即所谓的“以才学为诗”。如《宏词下第感恩献兵部侍郎》： 

分明仙籍列清虚，自是还丹九转疏。画虎已成翻类狗，登龙才变即为鱼。

空惭季布千金诺，但负刘弘一纸书。犹有报恩方寸在，不知通塞竟何如？

    诗中设比用典颇多，“仙籍列清虚”比喻科举及第，“还丹九转”比喻参加科考的功夫。“画虎”、“登龙”二句，隐喻自己的失利。季布之典，在于说明兵部侍郎如季布那样一诺千金。刘弘之典，出于《晋书》，说“刘弘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密款，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两个典故的运用，即表达了自己辜负了兵部侍郎的援引推荐，而且十分恰当地表达了对兵部侍郎的感激之情。

再如《题潼关兰若》一诗：

 

潼津罢警有招提，近百年无战马嘶。壮士不言三尺剑，谋臣休道一丸泥。

昔时驰道洪波上，今日宸居紫气西。关吏不劳重借问，弃繻生拟入耶溪。 

        诗中“三尺剑”语出《史记· 高祖记》；“一丸泥”语出《东观汉记·隗嚣载记》；“紫气”见于《史记·老子传》，司马贞《索隐》；“弃繻生”见于《汉书· 终军传》；“耶溪”见于《云芨七笺·七十二福地》。全诗除首二句外，每句用典，这与宋代江西派领袖黄庭坚主张的“无一字无出处”的诗作，何其相似乃尔。

“以才学为诗”，还表现在联句、离合、回文、叠韵、双声、地名、药名等诗休的创作上。《松陵集》中这类作品相当多，主要是他与陆龟蒙等人的酬和唱答，争奇睹胜，各炫其才的文字游戏。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另一突出特点，而在皮日休诗中，这一点也相当明显。“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是以古文句法入诗的一大特征。皮日休诗中不用对句的例子甚多。如《沪》：“波中植甚固，磔磔如虾须。涛头倏尔过，数顷跳鲋蜉。不是细罗密，自为朝朝驱。空怜指鱼命，遣出海边租。”全篇无一对句，强调单、散、瘦、劲，追求离奇古趣。再如五律《云南》中“儿童皆似古，婚嫁尽如仙”，七律《襄阳汉阳王故宅》中“园林一半为他主，山水虚言是故乡”等，也都在该用对偶的地方，却没有过分拘泥于格律束缚。

    用排比于诗，用叠词于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点，《全唐诗》卷六百零九中一首奉和陆龟蒙的千言长诗中，就有多处用了排比句：“太浮如潋滟，太细如蚳蝝。太乱如靡靡，太轻如芊芊。”“或作制诰薮，或作宫体渊，或堪被金石，或可投花钿……。”而《三羞诗》之三“粤吾何为人”、“奚不进德为”，《七爱诗·白太傅》：“乐天独舍旃”、“可为龟鉴焉”；《贱贡士》：“所以谓得人，所以称多士。叹息几编书，时哉又何异”等句，则为善用虚字入诗之例。

    总之，皮日休诗歌中的议论手法，大量运用典故，以及散文句法入诗，对宋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其贡献当不能磨灭。

 

   皮日休是襄阳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襄阳度过的，襄阳的山水风情，传统文化哺育了他。“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溪缩项鳊。”“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可见，他对襄阳的热爱之深。襄阳是他思想形成和创作成熟的奠基之地。二十岁前后，其声名渐著。即使后来离开襄阳，但和襄阳的联系始终未断，因此，皮日休的思想及其诗文，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更是襄阳人民的宝贵财富和骄傲。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借鉴其精华，批判其不足，使之为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襄阳人责无旁贷。尤其是作为襄樊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更有责任和义务在皮日休研究上作出成绩，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⑴郑庆笃《皮日休评传》

⑵刘扬忠《皮日休简论》

⑶沈开生《皮日休系年考辩》

⑷申宝昆《由唐诗至宋诗跑道上的传棒人——皮陆》

 （原为《皮子诗歌百首评注》所写前言；潘世东转载于襄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