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襄阳郡府方志源流
魏平柱
最早为襄阳编纂方志且有辑本流传至今者，应该是晋代的习凿齿。这部方志被称为《襄阳耆旧记》或称为《襄阳耆旧传》。究竟称“传”还是称“记”，南宋之初，就有人讨论过。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隋书·经籍志》曰《耆旧记》，《唐书·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当从《隋书·经籍志》，称《耆旧记》。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任兆麟为心斋十种本所作序中说：“考原书，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今本不载山川、城邑，则云传亦可。然前人所引率称记，则仍旧名为得也。”看来，任氏同意称“传”，又以为称“记”要好一些。理由是“前人所引率称记”（其实并非如此，唐代皮日休就称《襄阳耆旧传》）。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吴庆焘在为重辑本所作序中说：“《襄阳耆旧记》，隋、唐志皆五卷，《宋志》同《隋志》作‘记’，《唐志》作‘传’。马氏《通考》引晁氏说，以为名当从《隋志》，是也。”吴庆焘赞同书名以《襄阳耆旧记》为好。这种称“传”、称“记”的讨论，虽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却引起我们对习凿齿所撰时书名的考查。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了许多习凿齿的著述，其中《襄阳记》就有近二十条之多。除《吴书》中一条是解说襄阳地名“柤中”外，皆为介绍襄阳人物。在《三国志注》中没有一条出自《襄阳耆旧传》或《襄阳耆旧记》。这就是说，习凿齿所撰为《襄阳记》而不是《襄阳耆旧传》或《襄阳耆旧记》。《耆旧传》、《耆旧记》是《襄阳记》失传后，后人辑录时所加添之名。裴松之能够引《襄阳记》为《三国志》作注，说明当时《襄阳记》犹存。裴松之是南朝宋人，注《三国志》告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429）。《襄阳记》亡佚于何时，我们只能做大致的推测。《隋书·经籍志》中已无著录，却有《襄阳耆旧记》五卷。显然，隋代《襄阳记》原本已经亡佚。不仅《襄阳记》，裴松之注引魏、晋人著作二百十种中的五十余种不见著录。这不得不使人想到梁代末年那场古代典籍的厄运，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焚书二十余万卷。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襄阳记》很有可能在被焚之中。后人辑佚本，如果仅载人物，称“传”犹可。如果“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后载牧守”，称《耆旧传》、《耆旧记》均为不妥。因为“耆旧”一语不能涵盖“山川”和“人物”。
习凿齿所撰《襄阳记》，对后来地方志编纂影响甚大。晋宋间就有范汪《荆州记》、庾仲雍《荆州记》、高范《荆州先贤传》及无名氏的《荆州土地记》先后面世。南朝宋有郭仲产的《南雍州记》（又名《襄阳记》）、盛弘之的《荆州记》、刘澄之的《荆州记》及无名氏的《荆州图副》。齐梁时期则有张莹的《汉南记》、鲍至的《南雍州记》、王韶的《南雍州记》、无名氏的《雍州记》、萧世诚（绎）的《荆南志》等。可惜的是这些典籍亦皆亡佚，我们只能从辑佚的些许条文中窥测它的全貌，这些条文为我们研究襄阳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习凿齿《襄阳记》亡佚后，至迟在隋代就有了名为《襄阳耆旧传》或《襄阳耆旧记》的辑佚本流传。这从唐初编纂大型类书《艺文类聚》的引用典籍可以看出。同盛唐时期编纂的《初学记》一样，引述中时称《襄阳耆旧传》，时称《襄阳耆旧记》，时称《襄阳记》。晚唐襄阳诗人皮日休把《襄阳耆旧传》带到了苏州，好友陆龟蒙读后写有《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长诗一首。诗中提及的耆旧人物有宋玉、庞公、孔明，还有“三胡”、“二习”。从“三胡”、“二习”分析，此本与后来辑本应有不同。今所见者何止“二习”？所谓“三胡”，未知那三胡，又为今见本所无。我在《评注》时仅凭推测，以为是贤牧中“胡烈及其兄胡奋、胡广或胡世元”。皮日休的《襄阳耆旧传》，当为另一个版本。唐代除有《襄阳耆旧传》行世外，还有吴从政所撰《襄沔记》（《宋史·艺文志》称《襄沔杂记》）三卷面世。吴从政，号栖闲子，籍贯乡里不详。大概是盛唐时期人。《直斋书录解题》云：“《襄沔记》三卷，唐吴从政撰。删《荆楚岁时记》、《荆州记》、《南雍州记》等，集成此书，其记襄汉事迹详矣。”还有佚名氏《襄阳风俗记》、《襄州图经》、《谷城县图经》等行世。
宋代《襄阳耆旧传》有了刻本，市博物馆藏有一本《襄阳耆旧传》，结尾署：“系右漕司旧有此版，岁久漫不可读。于是锓木口口郡斋庶几流风遗迹来者考焉。绍熙改元初伏日襄阳守延陵吴琚识”。吴珺是南宋孝宗、宁宗时代的书法家。《书史会要》评他的书法艺术为“字划类米芾，而峻峭过之”。《容台别集》也说“吴珺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榜书，即其笔也。”琚字居父，号云壑居士。开封人。其父吴益为宋高宗吴皇后之弟，封太宁郡王。吴珺虽然出生在贵族之家，但却“惜名畏义，不以戚畹自骄”。太学读书之时，即工翰墨，深得宋孝宗的喜爱，“常召之论诗作字”。乾道九年（1173）特授添差临安府通判。其后，历尚书郎部使者，换资至镇安军节度使。又以才选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宁宗初（1195），祠奉朝请，不久，知鄂州，再知庆元府，位至少师判建康府兼留守卒。吴珺在绍熙元年（1190）至绍熙二年（1191）曾任襄阳太守。
这本《襄阳耆旧传》不分卷，所传耆旧，起自宋玉，止于杜甫。所载贤牧起于魏时胡烈，止于五代汉安审琦。最后有贤宰刘秀之、傅僎、库狄履三人。显然，此刻本是对习凿齿所传襄阳人物的续写本。
在吴琚刻印《襄阳耆旧传》之前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襄阳府知府高夔命州学教授刘宗编撰了一部《襄阳志》，共四十卷。《文献通考》曰：“郡守岣山高夔命教授刘宗、幕官上蔡任浍编纂为书，既详备，而刊刻亦致，图志之佳者”，陈锷也说“最称详备。”这部《襄阳志》或许是襄阳府最早、最完备的地方志著作。有论者认为，高夔是宋徽宗末时任襄阳郡守的，刘宗编撰《襄阳志》“当完成于高夔任满的宋宣和七年（1125）。”此论，不知有何依据。岘山石幢题名中，有淳熙乙巳（1185）的题名：“淳熙乙巳，临川王厚之顺伯被命指置邮传至襄阳。孟冬二日还辕。朐山高仲一。永嘉刘义山。中山阎口英饯别于岘首。天宇清肃，北望中原，慨然久之。”题名四人中，高仲一，当是知襄阳府的高夔。又，《续通鉴》于淳熙十二年九月载：“丁酉，郭杲申襄阳府木渠下屯田二麦数。……继以湖广总领赵彦逾，知襄阳府高夔、京西运判刘立义、鄂州江陵副都统阎世雄，奏襄汉之间麦稻熟时。”由此知，高仲一非高夔莫属。淳熙十二年（1185）十一月，在襄阳知府任也是可以肯定的。宣和七年至淳熙十二年，中间相距五十年，高夔不可能两任襄阳知府。淳熙十二年，高夔命州学教授刘宗编纂《襄阳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明代万历年间，《襄阳耆旧传》又有了新刻本。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任提督太岳太和山、兼管抚民分守下荆南道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鹅湖陆长庚，为之作序。开篇云：“《襄阳耆旧传.》，绍圣初，太守吴琚刻于郡斋，泯灭久，郡不得而觐焉。司寇胡公价，初令临海，得于学士先生梓以归。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晁氏谓，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记可已。”胡价是宜城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陆长庚认为胡价所得《襄阳耆旧传》即吴琚刻本，显然是不对的。吴琚刻本是没有山川、城邑的。胡价临海本应该又是一种版本，属五卷本。或许因为晁氏之语，此次刊刻删去了“山川、城邑”部分。这可以从清乾隆时任兆麟《心斋十种》序中得到证实：“余家藏有《襄阳耆旧传》一册，亦习氏所著，前神宗时（即万历）郡斋刊本。考原书，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隋志称记，唐志始称传。今本不载山川、城邑，则云传亦可。”所谓“考原书”的原书，当即胡价所得临海本。由是知明万历刊本即临海本删节山川、城邑之刻本。明万历刻本是否依据宋代吴琚郡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庆焘提出过疑问。他在重辑本序中说：“观鹅湖陆氏序，知任书盖据吾乡胡玉如（胡价字玉如）先生临海刊本。而临海本之为吾宗云壑（吴琚字云壑）本否，未可知也。”“心斋自云所藏为神宗时郡斋刊本，似即云壑本。”考诸文博馆藏本，我们认为明清所刊《襄阳耆旧传》均与吴琚郡斋本无关。《襄阳耆旧传》五卷本（临海本）在万历中被删节为三卷本，到光绪二十五年吴庆焘重辑为五卷本。其源流还是较为清晰的。
明代襄阳郡、府方志，现存三部。一为天顺间元亮、李人仪修，张恒纂，四卷本《襄阳郡志》；一为正德十二年刻本《襄阳府志》，聂贤修、曹麟纂，二十卷；再就是万历间吴道迩修纂的五十一卷本《襄阳府志》。崇祯六年（1633），襄阳知府唐显悦也曾纂修府志，礼聘冯舜臣总纂，因故未成。另据《千顷堂书目》卷七，万历间尚有曹璘《襄阳府志》二十卷；王复善《襄阳府志》十六卷，胡价《襄阳府志》四十二卷。假若真的如此，则明代万历间就有四部《襄阳府志》。然而，《千顷堂书目》所载很不可靠，曹璘根本就不是万历间的人，焉能在万历中编纂《襄阳府志》？王复善疑为王从善之误，很可能曾经协助聂贤、曹璘编纂《襄阳府志》。所谓胡价《襄阳府志》，当即胡价作序的吴道迩《襄阳府志》。这样一来，明代万历间实有《襄阳府志》一部，即吴道迩所纂修。吴道迩，福建龙溪人。万历八年任襄阳府知府，着手编纂府志。书未成“迁擢去，越五年，继守命训导高可作修补”，万历十二年刊刻。此刻本，北京图书馆有藏，缺第十卷。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民国时期抄本。
《襄阳郡志》当是明代最早的襄阳方志，也是湖北现存最早的志书。从元亮任襄阳府知府的景泰六年（1455）开始编纂，至天顺三年（1459）刻印，编纂历时约五年。李人仪，隆昌人，进士，授御史。因参与弹劾石宁、曹吉祥，天顺初贬襄阳县。在县治行特异，成化初擢升荆州府知府，并得到朝廷封诰。张恒，襄阳县人，监生，当为志书总纂。陕西省图书馆藏有《重刊襄阳郡志》，据说是孤本。196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华师大图书馆、襄樊市图书馆有影印本收藏。所谓“重刊”，当在“首刊”之后。但未知首刊于何年？
明代襄阳第二部府志，当是聂贤督修、曹璘总纂的二十卷《襄阳府志》。刊刻于正德十二年（1517），上海图书馆有藏。聂贤，字承之，别号凤山主人，四川长寿人。正德十一年分巡下荆南道，驻守襄阳。王从善在《重修习家池亭记》中有修志的记载：“正德丁丑，大宪长聂公为宪副使，抚民于襄，每以修明法度、兴起废坠为念。”“修郡志、立科甲”。所谓“修郡志”即指纂修《襄阳府志》。曹璘，字延晖，襄阳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行人。久之，选授御史。后引疾归襄阳，居山中读书三十年，不入城市。王从善与曹璘志趣相同，隐于习家池“耕田、种药、养亲以自怡”。当时的襄阳府知府是路迎，都御使是陈雍，王从善的几篇文章皆有涉及。由是推知，王从善很有可能参与了《襄阳府志》的编撰。
清代《襄阳府志》有五部，最早的是顺治九年（1652）刻本，三十四卷。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收藏。修撰者为赵兆麟，顺治四年（1647）任抚治襄阳、郧阳等处都御使（驻襄阳）。陈锷评价这部志书说：“赵抚当军务倥偬之际，削平残劣，亟举斯典，诚为胜事。惜其时操觚者文笔涩滞，而考据亦未精详。”光绪《襄阳府志·宦绩》中介绍赵兆麟说：“赵兆麟，字圣居，富平人，举人。顺治四年抚治襄郧，值王二叛后，擒逆党抚残黎，又重建昭明台，纂郡志，修废举坠，不遗余力，以劳瘁告归。”
其次是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八卷。杜养性修、邹毓祚纂。北京图书馆有收藏（缺卷七）。杜养性，沈阳人，拔贡。康熙二年（1663）任襄阳府知府。邹毓祚，远安人，岁贡。康熙四年（1665）任襄阳府学教授。另据光绪《襄阳府志·耆旧》所载，参与编撰者尚有贾若愚。“贾若愚，字雨湘，号无漏子”，襄阳人。顺治二年（1645）任襄阳府同知，督修城池。一载后辞职，“康熙十一年（1672），知府杜养性聘修郡志。”贾若愚著述甚丰，有《稽古堂诗》、《花当庵草》、《耕耘閤草》《半樵居诗》等。他的曾孙贾润，字泽远，也是著述家。著有《襄阳县志稿》、《岘山志实考》、《岘山志附记》、《学步集》、《古文》等书。有贾若愚这样的人参与纂修的《襄阳府志》，应该是一部比较好的府志。然而，陈锷却说：“若杜守则抄录赵志以应诏旨所征，不足云修也。”意思是说，杜养性《襄阳府志》是抄录赵兆麟《襄阳府志》所得，不能算是纂修。是对朝廷诏修府志的消极应付。
雍正十年（1732），鲁之裕由户部员外郎分守襄郧道，纂修《下荆南道志》二十八卷。今存有乾隆五年（1740）刻本，武汉大学图书馆有藏（不全）。乾隆二十五年陈锷纂修《襄阳府志》时，志版尚存道库中。这是一部安、襄、郧三郡志书的合订本。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有补刻本，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图书馆均有收藏。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有重印本，襄樊市图书馆有藏。
乾隆二十五年（1760）陈锷纂修、李敏学为序《襄阳府志》，四十卷，另有图一卷。陈锷，钱塘人，进士。乾隆十七年（1752）任襄阳府知府。李敏学，绛州人，监生。乾隆十五年（1752）分守安襄郧道，序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冬。这是一部纂修的比较好的府志，《清史稿·艺文志》有著录。
恩联等人纂修，王万芳为总纂的《襄阳府志》，当是清代最后编纂的一部《襄阳府志》。共二十六卷。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华师大图书馆、武汉图书馆、襄樊市图书馆、谷城县图书馆均有收藏。恩联，字星五，吉林人。满洲镶黄旗人，笔帖式。同治四年（1865）接方大湜任襄阳府知府，同治十二年（1873）接刘棨再任襄阳府知府。纂修《襄阳府志》，当在再任襄阳知府期间。据吉尔哈春光绪十一年六月所作《襄阳府志序》说：“吉林恩君星五守斯郡，设局未久，遽归道山”。钟壎在光绪十二年八月所作《序》中也说：“今上嗣服之初，前守吉林恩君设志局于府署东偏，郡之人士纂修数年，尚未蒇事而恩君下世，今年秋书成。”由此则知，恩联开始成立志局的时间应在“今上嗣服之初”的光绪元年。我们不知道恩联“遽归道山”的确切时间，但吉尔哈春任襄阳知府的时间是确定的。他在《序》中说：“余于癸未冬奉檄权郡事。”“癸未”为光绪九年（1883），恩联当去世于本年之前。否则，吉尔哈春不得“权郡事”。由是推知，恩联开始编纂《襄阳府志》的大概时间又当在光绪五年左右。三年（可称“数年”）后“归道山”，吉尔哈春、钟壎接着纂修，到光绪十二年雕版印出，这本志书的纂修，前后花了八、九上十年年时间。
王万芳是这部《府志》的总纂，他是宜城人，字季远，光绪十一年贡士，赐进士出身。时为八旗官学汉教习。
在恩联、王万芳纂修《襄阳府志》之前，《襄阳县志》就在纂修之中。同治元年（1862）“大府宏宣……檄各县纂修志书。备合修省志、郡志之用。”恩联同治四年（1865）到襄阳府任后，即督襄阳县令杨宗时修县志，杨宗时聘用崔春瀑拔萃总纂，于同治五年（1866）完成志稿。未及成书，杨宗时“瓜代而去”。留下一纸序言，委托“后任王君，代为玉成”。不久，崔春瀑也辞世。志稿搁置数岁。同治十一年（1872）吴耀斗任县令，出示志稿于知府恩联，恩联责成吴耀斗县令“实力任修”。吴耀斗聘请廘门书院主讲李士彬为总纂，“邑中诸士大夫共襄厥事”，数月后书成。恩联为之序。同治十三年（1874）刊刻，尚有单懋谦、欧阳正墉、吴耀斗等人所作序文。一部志书之编纂成功，其艰辛、曲折备矣！
今襄樊所辖县区，留存下来最早的县级志书，是明代朱崇学纂修的《宜城志》，正德九年（1514）刻本，共三卷，北京图书馆藏有上、中二卷。其次是曹璘纂修的《光化县志》，正德十年（1515）刻本，共六卷。宁波市天一阁有藏。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湖北省图书馆、华师大图书馆、襄樊市图书馆均有收藏。其次是郝廷玺纂修的《宜城县志》，嘉靖三十三年（1554）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本，三卷。北京图书馆藏有卷二、卷三。民国抄本，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卷一、卷二。再其次是李思启、王业浩纂修、冯舜臣补辑的《襄阳县志》，未知卷数。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卷一、卷三。
清代县志则更多，《襄阳县志》一部，《南漳县志》两部，《枣阳县志》四部，《宜城县志》六部，《光化县志》两部，《保康县志》四部、《谷城县志》一部。
以上这些志书，保存了大量的地方史料。是研究地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问题的珍贵文献。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他可以为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一些必要的依据，例如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历史资源的利用、旅游景点的开发等等。它是为政者了解风土人情、洞悉地域文化的指南，更是爱国、爱家乡，开展人文教育的重要乡土教材。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今日思之，尚不为过矣！
魏平柱
2009年8月8日
写于襄阳荆州古治寓所（潘世东转载于载《湖北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