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时代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韩雪亮
“过去的十年既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十年，也是社会和谐最坏的十年，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失去的十年。”（张维迎）面对未来，我们必须假设自己都是乐观派的；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重启改革”，我们应该也必须有所期待。即使我们不能成为未来十年的创造者，至少我们也要成为未来十年的见证者，或者说是未来十年的亲历者。这一点，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都能够、也会努力做到。作为一名对于政治了解不多的人，我没有资格去评说“政治改革失去的十年”，但作为一名经济管理的爱好者，我想试着谈些自我见解。当然这些所谓的个人观点也都基于吸收了多位知名学者的观点，会在行文中注明。若有不当，敬请斧正。
改革的逻辑
历经35年，中国的改革逻辑基于以下三点：一、市场经济，坚持中国特色；二、国有企业改革，明细产权；三、价格放开，发挥无形的手的功效。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以后，中国改革35年，都是在沿着市场经济的路子，尤其是在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探讨，到1992年确定这条路线以后。在这中间，上下信仰“市场”，但却又说不清楚什么是市场；既要想通过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又不明白为什么通过市场就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目的。市场的根基是什么？交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底下的交换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因此有很多“黑市”。承认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交换。交换是有条件的：一、产权明晰；二、价格合理。中国前面的改革都是试图要明晰产权和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但直到今天依然存有很大问题。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告诉我们：官比民聪明，越是上级的官员越聪明。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但凡出现问题，总要依赖上级来解决。上级解决不了的，就再往上报。中国的经济在淡化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上级摊派、指令的同时，却又换做了要通过层层审批。看似是由下而上，实则依然是由上而下。如果说通过市场就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目的，那么为什么权力最终还是被集中在了顶层？中国历经35年一直追求市场经济，却又为什么不敢把权力下放或让市场来解决出现的问题？按照市场的逻辑，企业是被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如此以来，员工为什么不可以追求以最小的付出来获得较高的回报呢？过去的35年，中国整体遵循了一条“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大的收益”的逻辑，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成就的代价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国人带来了物质的丰裕，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也无用质疑，而这背后的代价就是社会和谐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逐渐为“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所取代。当一个人越缺什么的时候就会喊什么，同理，当一个社会越缺什么的时候也就会喊什么。倡导和谐社会，正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出现了太多的不和谐；重温梦想，正是因为在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信仰缺失所致。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仅仅考虑到了内部成本，严重忽视了外部成本。中国企业学到了如何做到低成本高收益，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了全球的制造工厂，却也忽视了生存的外部性。外部性，从本质上来说是个中性词。正外部性不但无害，反而有利；负外部性却是百无一利，全是害。在不顾及社会、不顾及他人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利润、再利润。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致富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时候，民众却将矛头指向了他们——“土豪”。市场经济的基石在于交换，而交换又是等价的、或者说是公平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随着交换过程的不断发生，有人致富了、发财了，有些人却落魄了、被分化了。交换还公平吗？曾经被理解的市场经济、被追逐的市场经济，对吗？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一体制中是否存在问题，或者说我们的理解是否有问题？改革之中，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今天看来，显然物质文明是上来了，精神文明不但没有上了、反而在思想多元化下社会被碎片化掉了。在道德水平严重滑坡的情况下，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一系列的贪污腐化案纷纷上演，一桩桩“门事件”被频频曝光……中国改革开放的短视行为也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烦，比如当前全国的雾霾天气。中国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存在，但有寄希望通过一个个的规划而调整，但在连什么才是“合理”都说不清楚的情况下，越调越乱。在追求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同步的主导思想下，却又在演绎《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直面“心”时代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深化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再次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是一次“收心会”。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计183次提到“制度”、137次提到“改革”、81次提到“市场”、74次提到“经济”、59次提到“文化”、44次提到“创新”、42次提到“人民”，而其他关键词汇均不及30次。这些关键字眼，再次明确了“我们讲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更多用市场的办法激发各类人才和主体的创造活力”（李克强，2013年9月30日）决心。走市场的经济道路，相信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对市场的信仰，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中国未来的十年，就是如何把几近涣散的亿万人民的心重新聚拢，如何在思想多元化的情况下整合社会资源，如何在兼顾内部成本的情况下协调外部性。制约中国当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信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文化”被提上议程的原因之一。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西方也有过理念的转变：其一、商人赚钱、富人致富，没有什么不道德，他们同样遵循了上帝的旨意，死后一样可以进入天堂；其二、挣了钱以后要有所节欲，而不是挥霍。显然，在中国当下大家接受了第一个理念，但第二个理念严重错位。仇富情节、仇富现象的产生，本质上不是不能容忍致富，而是不能容忍致富后的那种“野蛮”。此外，中国几千年来中央皇权集中的思想根深蒂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权力下放，本身是对此的又一个挑战。如何在打破一种文化的同时，重构一种新的文化，或者说如何将新的文化植入到原有的文化，这将是“心”时代所面临的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十年是一颗继续涣散的心，还是一颗凝聚的心。此外，我们不得不重申：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坚定并没有错，然而成功与失败同样都要付出代价的。先进的理念除了需要逐步领悟以外，还要“接地气”。所谓的“接地气”，就是要符合当地文化的需要。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到中国行不通的原因也正是如此，试问：一个强调严格意义上的分工与协助的制度，如何能够在一个从未有过明确的岗位分工的文化背景的国度落实？我们无法否认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对于文化的冲击，无法否认思想多元化带来创新的同时而引致的社会碎片化，无法否认统一信仰的缺位和离心化，因为这些将注定是未来十年伴随着继续的市场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的十年，既是重启市场经济改革的十年，也是聚拢人心的“心”十年。
结语
中国改革发展的未来，绝非只言片语可以阐述。借此，希望与更多朋友共同探讨，期待有思想火花的碰撞。当然，在撰写此文时吸收借鉴了一些国内专家学者的观点，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新时期下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研讨会”上的报告，以及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教授在暨南大学2013级博士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上的授课精华。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