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万条微博说民国》 蒋丰著

杨锦麟推荐：蒋丰的 “万条微博说民国 ”，实在是 “民国热 ”中的一朵拍打着人们记忆、探寻、求知的浪花，值得一读。

民国 26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派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 ”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河北省伪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大声吼他：你给我滚出去!

民国 20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拢广东军阀陈炯明，陈炯明反要求其“归还东三省 ”,日本人见说服无效,临走时送给他一张8万元的支票。当时，穷困潦倒的陈炯明在支票上打了个叉就退了回去。不久，陈炯明领导下的中国致公党,从香港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赠了10万大洋。

有人指责段祺瑞，曾通过日本掮客西原龟三，借到多达两亿多日元的 “西原借款”,用来推行 “武力统一”。但他私下曾对人揭底：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后来，西原家族有人抱怨：因为借给段祺瑞款，我们西原家族要倒闭了。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东交民巷内的多国使馆都享有治外法权,其由外国军队把守，中国军警不得入内。那时，每当发生政变,许多失败的官僚政客钻进东交民巷就安如泰山，等于进入租界。开设在那里的六国饭店和德国医院，常常人满为患，甚至厕所也住进人，还要交纳高昂租金。

冯玉祥任 “陆军检阅使”驻北平南苑时，曾宴请各国公使。他的公署门上悬挂各国国旗，却单单缺日本国旗。日本使节当堂质问。冯玉祥回应：自贵国提出“二十一条 ”以后，敝国人民一直抵制日货。贵国国旗实在无处购买，真对不住。鄙意如果贵国取消“二十一条 ”,即可购买悬挂贵国国旗了。

民国 13年 (1924年),冯玉祥进行“首都革命 ”,推翻了曹锟直系政府，组成新内阁。内阁名单公开后，有人说整个内阁都成了南方人的天下，将来北方人还吃不吃饭?冯玉祥听到后，驳斥：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么? 

1949年 3月 28日晚，阎锡山的内室悄无声息。手下已伫立良久，他才睁开眼睛张开嘴：你坐下，拿支笔，咱说你写。阎锡山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我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他还委托早有款项交存的美国凯因公司，向美国政府游说。

民国 13年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因为冯玉祥倒戈，吴佩孚战败，奉系张宗昌扬言要取吴佩孚的头。此时，日本领事吉田力劝吴佩孚入住日本租界，他拒绝:战败而逃入租界，偷安一时，全与余平生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地，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

晚年的徐世昌患病，被确诊是膀胱癌。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寓居天津英租界的徐世昌关心时局的变化，日本人尝试邀请他担任华北政府相关职务，被他严词拒绝。民国28年 (1939年),北平有关方面曾邀请徐世昌到北平治病，但徐世昌担心自己离开天津后会被日本人胁迫，结果，他选择了放弃治疗。

民国 20年 (1931年),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一行4人,在中国东北刺探军情时被张学良部下擒获。证据确凿，他们第3天被处死。此后，张学良电令封锁消息，但中村的手表被一名叫李德宝的军官趁乱捡走卖给当铺。这被日本驻洮南领事发现，后查实原委。此事成为日本发动震惊寰宇的九一八事变的理由。

民国时期，张大帅出席酒会，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识字有限的大帅赏字。落款时，大帅写下“张作霖手黑 ”几个字。有随从立即提醒：大帅写的“手墨 ”的 “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大帅立马瞪眼骂道：“妈拉个巴子的 !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我这叫 ‘寸土不让!’”

张作霖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民国 17年 (1928年)5月 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他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采访张作霖，走进会客厅，看见里面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头儿，便问：“老头儿，那个红胡子张作霖在哪儿?”张作霖呵呵笑道：“在下便是。”鲍威尔瞪了他半天，说：“你就是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红胡子?”张作霖说：“老子又不是洋人，长什么红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