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理论：
“已经讲清楚”还是“还没讲清楚”？抑或是“根本讲不清楚”？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四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非常讲理性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积淀，为繁衍至今的当代中国人保存了爱思考、善思考、尊重思考的习惯和特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在道理上想清楚说明白。
中国共产党就是依据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我们党从来都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基础，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成长壮大，其自身也得到了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一个博大精深并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危局中果断地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的理论认知条件下，争论在所难免。旧有的思想体系和思维定势，导致改革无从下手。为了打破僵局，邓小平同志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突破口，进行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改革一启动，马上就暴露出理论储备与实践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为了避免因意识形态之争而延误时机，小平同志提出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不争论”。对于争执不下、纠缠不清的问题，暂且搁置，先动起来。在实践中创新和丰富理论，让实践来引导和检验理论。
事实上，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和此后关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以及“郎顾之争”诸多论战中，理论工作者一直没有闲着，“争论”一直在持续，有时候还超越了学术的范畴，直接影响了中央的决策。
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项宏大而繁杂的理论与实践工程。因而，围绕着国企改革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与理论流派之争，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大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0年下来，所产生的众多改革理论派别和理论家，五花八门的改革试点与经验模式之别，所颁布的决定、通知、办法、意见和法规之多，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之最。理论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国有企业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然而，在国企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方向上，在对国企改革的成效评价上，社会各界从头到尾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议。
回到我们问题的原点：国企改革搞了30年，时间和空间都非常充足了，不能继续以“不争论”为借口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了。那么，国企改革的理论究竟讲清楚了没有？
答案显然是没有。至少是没有“完全”讲清楚。否则不会产生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
国企改革是在一种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景下强行启动的。从现在的眼光回头看，改革的前半段，至少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前，改革一直是在“试错”中摸索前进的。当然，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议，也仅仅是一个大原则和大方向的界定，涉及到具体的改革细节，仍有诸多领域需要深化探讨和理论创新。即便如此，在国企改革的方向、路径和策略上，至今仍存在重大的分歧，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会有不同的认知，即使是某一种“放之四海为皆准”的理论，也会因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而产生变异。比如，我们共产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即使在国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包括马克思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完整性和逻辑严密性。
首先需要明确：国企改革在理论上是否“可以讲清楚”？这涉及改革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也事关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否则将会使国企改革陷入“机会主义”的摇摆之中。其次才是是否“已经讲清楚”问题，事关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推进理论创新的问题。
上述的“好得很”派和“糟得很”派，以及“左”派和“右”派中，都认为国企改革在理论上是“可以讲清楚”的，而且各自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表述。“好得很”派认为，正是因为在理论上“已经讲清楚”了，所以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效，所以才会有“好得很”的结果；“糟得很”派认为，我在理论上“已经讲清楚”了，但是执政者不采纳我的正确主张，一意孤行，所以情况“糟得很”。
先不讨论各派理论是否真的达到“已经讲清楚”的境界，也不分辨谁真正掌握了真理，单就其认定自己“已经讲清楚”的学术态度，就颇为令人怀疑。
回顾我国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或者将视野放到建国以来的60多年内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表现：每一个在当时“已经讲清楚”的理论出台，推动了某一项改革，主流社会都一致认为：此番理论到家了，找到“真经”了，改革开始“攻坚”了。似乎攻下这山头，往后就是一马平川了。于是齐声叫好，不容杂声怀疑，大家奋力争先。但是，一波高潮过去，退潮中遍地裸泳者，理论与实践一同破产。紧接着以另外一套更新的理论替代，再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依然是不怀疑、不动摇，坚决贯彻执行。循环往复，来回折腾。比如国企改革早期，在提出“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时，谁敢想其必然碰壁？推行“承包制”、厂长（经理）负责制时，谁敢说这是死胡同？到改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时，又有谁能看到其理论上的缺陷？
每一次的理论突破是如此艰难，每一次的转换思路代价是如此沉重。回头翻阅那些年代歌功颂德的媒体报道和理论赞颂，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羞愧。
相较而言，持“还没讲清楚”观点的人是如此稀少而珍贵！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向持“还没讲清楚”观点，并艰难地试图“再讲清楚一点”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致敬！
与持国企改革“根本没得搞”观点相同的背景，更多的人认为国企改革在理论上“根本讲不清楚”。持这样观点的人群，也是从“不明真相的群众”，正在向理论界蔓延。这从反面证明，那些自认为“已经讲清楚”的理论，一定存在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否则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干部群众表示看不懂，而且是越来越看不懂。又由于持“根本讲不清楚”的人群日益扩大，导致那些认为“已经讲清楚”的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官员还是学者，主流或非主流，都变得越来越固执己见、孤芳自赏。
至此，我们分析了对国企改革现状、阶段和理论三个层面的各种社会认知情况。这三个层面的不同认知，相互又可以组合出很多种认知类型。
在社会思想多元化、利益格局多样化的当下社会，这属于正常的现象。唯一需要指出的一种认知组合——认为国企改革至今“好得很”，理论上也“已经讲清楚”，而且“基本搞完了”——这是国企改革最危险的意识倾向，是我们共同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