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彦卿的评论:
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谓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政治体制上,继续坚持斯大林、毛泽东高度官僚集权专制模式,在经济体制上,从毛泽东主政下的纯粹的一大二公的极左,一下子转向了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极右。如此的武夫治国,封建专制,以及江泽民、胡锦涛继续实行邓小平式极右路线,使得短短的三十余年时间,在大力剥夺劳动人民血汗和吞噬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在给西方大资本家充当二管家的基础上,养育了一个相当大的官商勾结腐化堕落特权群体,中国现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正是这个权势既得利益群体,成为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正在一步步地葬送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成果,正在想方设法叛逃,逃往西方极乐世界,类似当代的世界巨贪——印度尼西亚的前总统苏哈托。在逃往西方的共同点上,中国的一些贪官及暴富资本家,与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可谓一路货色。
附;
“台上反腐台下腐败”的症结在哪?
2013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
公众赋予的权力一旦异化为私人权杖,其随意使用几乎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将规范权力使用的理想,完全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品质上。贪官反腐、边反腐边腐败,是权力既无外部监督也无内部制衡的后果。
作为十八大后的又一落马高官,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的履历和言行正被舆论密集盘点。10月30日,媒体爆出了廖少华的廉洁语录,称其提醒干部,要把好“思想关”,筑牢思想防线;把好“欲望关”,警钟长鸣;把好“权力关”,正确使用权力;把好“小节关”,始终廉洁自律。
句子整齐、音韵铿锵的反腐语录,公众并不陌生。稍早于廖少华落马的季建业2010年就任南京市市长时,也曾在就职演说中以一个漂亮的排比句做出承诺:“做一个执政为民的市长;做一个务实奋进的市长;做一个依法行政的市长;做一个廉洁从政的市长。”随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表示:“尽量做人民满意的市长。若干年以后我不当南京的市长了,让老百姓来给我打分,如果打到七八十分我就满意了。”
近几年来,在对落马贪官的“精神清算”中,几乎都会发现一些读来冠冕堂皇的廉政语录、一些貌似雷厉风行的反贪举措。等贪腐暴露后,再回看这些人当年在台上的肃贪反贪情形,会让人唏嘘不已。为此,一些评论者创作了很多段子来形容这些两面官员,诸如“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左手拿现金、右手拿先进”等,而对其个人品性的憎恶和批判则掩盖了对权力本身的反思。
贪官反腐、边反腐边腐败,是权力既无外部监督也无内部制衡的后果。当前,地方上普遍存在的一把手负责制,使得权力不仅高度集中而且很容易被私人化、家长化。由此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权力寻租风险激增,尤其容易发生在土地、资源等需要行政审批的领域;二是决策缺乏民主过程,因其不民主所以更难科学。
公众赋予的权力一旦异化为私人权杖,其随意使用几乎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将规范权力使用的理想,完全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品质上。对此,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曾多次呼吁,反腐工作的突破口在于权力结构的改革优化。在梳理了百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的经历后,李永忠得出结论:一两个高官出事,应该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三五个高官出事,或许是思想教育出了问题;十来个高官出事,可能是选人用人出了问题;几十个高官出事,大约是监督体制出了问题;上百个高官出事,肯定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这个分析,是今天反腐工作的警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