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彦卿的评论：

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谓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政治体制上，继续坚持斯大林、毛泽东高度官僚集权专制模式，在经济体制上，从毛泽东主政下的纯粹的一大二公的极左，一下子转向了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极右。如此的武夫治国，封建专制，以及江泽民、胡锦涛继续实行邓小平式极右路线，使得短短的三十余年时间，在大力剥夺劳动人民血汗和吞噬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在给西方大资本家充当二管家的基础上，养育了一个相当大的官商勾结腐化堕落特权群体，中国现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正是这个权势既得利益群体，成为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正在一步步地葬送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成果，正在想方设法叛逃，逃往西方极乐世界，类似当代的世界巨贪——印度尼西亚的前总统苏哈托。在逃往西方的共同点上，中国的一些贪官及暴富资本家，与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可谓一路货色。

附；

“台上反腐台下腐败”的症结在哪？

2013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

公众赋予的权力一旦异化为私人权杖，其随意使用几乎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将规范权力使用的理想，完全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品质上。贪官反腐、边反腐边腐败，是权力既无外部监督也无内部制衡的后果。
　　

作为十八大后的又一落马高官，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的履历和言行正被舆论密集盘点。10月30日，媒体爆出了廖少华的廉洁语录，称其提醒干部，要把好“思想关”，筑牢思想防线；把好“欲望关”，警钟长鸣；把好“权力关”，正确使用权力；把好“小节关”，始终廉洁自律。
　　

句子整齐、音韵铿锵的反腐语录，公众并不陌生。稍早于廖少华落马的季建业2010年就任南京市市长时，也曾在就职演说中以一个漂亮的排比句做出承诺：“做一个执政为民的市长；做一个务实奋进的市长；做一个依法行政的市长；做一个廉洁从政的市长。”随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表示：“尽量做人民满意的市长。若干年以后我不当南京的市长了，让老百姓来给我打分，如果打到七八十分我就满意了。”
　　

近几年来，在对落马贪官的“精神清算”中，几乎都会发现一些读来冠冕堂皇的廉政语录、一些貌似雷厉风行的反贪举措。等贪腐暴露后，再回看这些人当年在台上的肃贪反贪情形，会让人唏嘘不已。为此，一些评论者创作了很多段子来形容这些两面官员，诸如“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左手拿现金、右手拿先进”等，而对其个人品性的憎恶和批判则掩盖了对权力本身的反思。
　　

贪官反腐、边反腐边腐败，是权力既无外部监督也无内部制衡的后果。当前，地方上普遍存在的一把手负责制，使得权力不仅高度集中而且很容易被私人化、家长化。由此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权力寻租风险激增，尤其容易发生在土地、资源等需要行政审批的领域；二是决策缺乏民主过程，因其不民主所以更难科学。
　　

公众赋予的权力一旦异化为私人权杖，其随意使用几乎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将规范权力使用的理想，完全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品质上。对此，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曾多次呼吁，反腐工作的突破口在于权力结构的改革优化。在梳理了百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的经历后，李永忠得出结论：一两个高官出事，应该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三五个高官出事，或许是思想教育出了问题；十来个高官出事，可能是选人用人出了问题；几十个高官出事，大约是监督体制出了问题；上百个高官出事，肯定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这个分析，是今天反腐工作的警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