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在“再次占领Oracle甲骨文股东大会”[1]中介绍道：“要改变国家、企业和社会，还得靠我们更广泛的占领行动，……今天，（CEO）Ellison关闭了沟通的渠道，我开始准备明年的占领，以一个新的人权提案来实施。”

今天是我第三次出席甲骨文股东大会[2]，一位女士告诉我前排为我保留了位子，我找到RESERVED Jing Zhao Oracle的座位。左边年轻的女士向我问候，她来代表西雅图的Investor Voice股东宣读第7号提案，主要要求公司改变把abstain不表态投票算入“反对”以排除股东提案的操作。

会议比预定晚了十分钟开始，公司董事会主席Henley主持会议，很快就点到我了。我站起来宣读我的要求建立人权委员会的第5号提案[3]，与我今年在惠普、高盛公司的提案类似。我同时指出董事会的反对声明虽然列出公司的人权原则和获奖（这也是一个进步），但没有可验证的实施机制，希望公司能够象英特尔、微软、惠普等那样勇于与独立的相关人权专家交流。

接着我又代理纽约的Kenneth Steiner宣读要求建立独立董事会主席的第6号提案。与去年类似，此提案引用独立研究机构MGI Rating的报告，指出公司的治理“高度危险”、董事资格“高度令人担忧”、高层报酬“非常高度令人担忧”：例如，Ellison得到9千6百万美元高薪、3千1百多万美元股票盈利，报酬委员会的三个委员遭到33%-38%的最多反对票，七个董事的任期长达11-36年（独立性的担忧）。实际上，第8号股东（纽约市雇员退休基金）提案、第9号股东（劳联-产联AFL-CIO Equity Index基金）提案也围绕着高层报酬批判公司的现行政策，这也是近来几乎每年股东提案的主要诉求。五十分钟左右的整个股东大会，变成了对统治资本社会的道德审判。

在正式会议结束后的提问期间，Ellison回答了9个股东的11个问题，避重就轻（“两个President总裁比一个好”，其实是把两个总裁都变为他的助手便于控制），武断轻率（“把减少糖分列入企业社会责任吧！”，好像企业社会责任没有内容可写），也没有对股东提供公司业务的展望。

虽然我遗憾地注意到近年来信仰团体、工会、环境保护组织等机构基金在股东大会的战场逐渐淡出对全球社会正义的关注，势单力薄的我在“螳臂挡车”之际，不由得回顾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安那祺主义先驱伯克曼一个多世纪前只身教训卡内基等资本阶级的气概[4]。正如我在“占领（惠普）股东大会的艺术”[5]和“继续占领NetApp股东大会”（2013年9月13日）指出的那样：“与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目前的阿拉伯之春一样，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决定我们生活的公共空间确保我们的发言权，其中之一就是占领决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东大会。”“我们以不到百万分之一的微小股份，……坚守股东大会的战场，直到寡头阶级受到基本制约、美国社会变得平等一些为止。”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