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积极有效根治民工荒问题。如果民工荒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则会引出“仍然用市场去调节的观点”，然而经过以上深入分析可知，民工荒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在市场调节失灵、政府管理缺位和政策错误导向下产生的，所以就必须仍然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主导作用，对民工荒问题进行积极应对，要认识到，市场很少会自发地解决公正问题，各市场主体也难有为整体性危机来承担损失的主动性。这一点诚如国家的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因为当下的经济过热是由各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主导下产生的，则必须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调控。当然，对民工荒问题的积极应对也要审慎分清政府职能与市场资源配置职能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劳动力供求关系上，政府除了做好服务以外，切忌进行行政干预，如果违背市场规律，横加干预，则可能积留更深的问题。所谓的国家要积极应对，则必须是在自己应有职能范围内的，一方面要加强劳动就业市场的管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彻底消除城市本位主义思想，打破城乡二元发展体制，取消和杜绝各项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管理行为，另外要增强国家对营业税和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的汲取能力，从而增强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力，做好对农民工的各项社会保障工作。
2、 协调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产业升级要与社会人力资源供给状况相协调，既不盲目追求资本密集化、知识密集化产业发展，也不单腿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将大学毕业生、下岗工人、农民工作为就业群体予以整体全面的考虑。目前，城市工业劳动密集型占多，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过剩的大学生就业要求；城市服务业欠发达，安置下岗工人岗位不足；内地乡镇地区工业发展落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缺少转移空间。只有不断促进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才能解决大学生等具有高人力资本人员的就业问题；加快进行产业梯度转移，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至中西部劳动力供给基地，降低农民工候鸟式的就业方式所空耗的实际成本和心理成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实业做支撑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在城市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有效安置下岗工人。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转移、拓展与国家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相协调，消除供给双方的结构性矛盾。
3、 加强实践调研与理论创新。从我们对民工潮、民工回流、民工荒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都是现象发生之后才进行研究，都停留在事后分析的层面上，而且在很多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不能够提供具有先导性的、可靠性的依据。在对西方理论的借用上，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够，在中国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原创理论更是少而又少。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对专家意见关注不够，致使我们的国家政策相对生产力自身的要求显示出滞后性。无论是当初对民工潮的判断，还是现在对民工荒问题的反映都显示了明显的局限性，长此以往，必将致使我们为改革事业支付过重的成本。不能总是等到基尼系数超过0.5以后才来重视两极分化的问题；等到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了，才来考虑如何保护国有资产的问题。
4、 实现发展模式转换。长期依靠牺牲农民利益促进工业发展的道路必须转变。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卢森堡的观点，任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一方面它的剩余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因为工人无力消费掉可用来转换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另一方面它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无法从城市的有限资源中获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状态下，扮演这个第三者角色的是本国农村中的农民，是农民对工业产品的消费使得部分工业产品转化为剩余价值，是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也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或通过圈地运动将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扩大再生产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扮演第三者的角色的是宗主国的附庸国。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它像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一样需要农村提供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促进工业发展；另一方面有了全球贸易的背景，它又不依赖于农村的消费来实现剩余价值转换。其结果是，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得到的仅只是生存的必须资金，剩余价值在国际贸易中得到转换后，一部分转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另一部分则转为部分资本占有阶层的高档进口消费品，从而不断加剧两极分化、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建立在对发达国家贸易的依附和对下层工人低成本压榨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要通过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让广大民众从国内资本占有者和发达国家的双重奴役中解放出来，否则，国家的发展将在对对外贸易的依附中难御外患；在国内两极分化中难解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