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地区发展最初体现了与上海的较强的互补性，主要发展生产性、劳动密集型企业（后来也发展了一批具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并充分利用上海较成熟的三产服务，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良性互动发展。但随着江浙地方经济日渐成熟，各省内形成了较好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各城市具有较强的商贸独立性，而且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在强大的地方实业（生产性企业）支撑下，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投资环境日益优良，并且利用其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及其他商务成本低廉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积累了大量优质雄厚的民营资本，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由于江苏、浙江背靠安徽、江西等中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及待开发的欠发达地区，随着江浙两省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适当实现产业梯次转移。总体上，江浙两省发展处于前瞻有望、后顾无忧的良好势态。

　　相比江浙而言，上海将感觉到新的发展困境，建成四个中心的目标难以按期实现。

　　经济中心：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上海要成为经济中心则需达到占全国经济总量10%的标准。目前上海只占全国经济总量5%左右。根据现在上海经济发展速度一般高出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两个百分点来算，按照计划中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很有难度。

　　金融中心：上海市计划2030年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按照国际标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达到三个标准，一要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二要稳定汇率；三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目前美国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汇率不稳定。欧盟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稳定汇率”但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上海要突破美国和欧盟目前的阶段都有十分的难度，一方面是城市经济实力不够，另一方面更有体制上的深刻根源，要如期实现这一目标难于登天。

　　贸易中心：在江浙地区拥有自己的出海港、机场、现代化城市设施后，相应具有较强的商贸独立性。属于三产的上海贸易业，没有了二产的支持，犹如无米之炊，如不争取周边城市的合作支持，想建成贸易中心的目标实乃水月镜花。

　　航运中心：此项目标只要深水港成功落成，即可达到，属于纯粹硬件建设范畴，较易实现。当然，这只是从航运能力上来定位，如果按照实际的集装箱吞吐量来看，上海如果更大程度上失去了贸易中心的位置，所谓的航运中心也会显得名不符实。现在在国内还不能和香港比，并在深圳、大连的紧逼之下，连国内老大的位置也很难坐到、坐稳，甚至还会受到后起的北仑港和连云港的“威胁”。上海为何要急急开工建设颇有争议的“洋山深水港”，可能与急于实现国际航运中心预期建设目标有关，但若此项工程连偌大的一个上海市也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又没有外来的“消费者”，这就有可能将“洋山深水港”遗弃为目前最为盛大的政绩工程。

　　分析以上的四个中心建设，除了金融中心建设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金融体系的整体改革与发展外，其它三个中心建设则需上海市自己担负主要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范围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感召下，各地经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非科学发展观的“唯GDP”论却使得我们为GDP高速增长支付了过高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效益成本，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上海由于城市发展的特殊性，虽然没有以浪费和破坏自然资源、淡化社会效益为代价的掠夺性发展行为，但是，仍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唯GDP”论的影响，有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我们知道发展三产相对发展二产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正是在“着重发展三产”的短视思路指导下，如今遭到江浙“釜底抽薪”的上海三产发展前景十分堪忧。这个时候，上海市深刻地意识到，没有了二产实业做支撑的三产“一条腿走路”，可能致使深水港成为“空港”；使“贸易中心”成了“无米之炊”，而没有了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优势，三产最终也难以独臂擎天！ 

　　2002年以来，新一届市委领导一改原来的作派，一方面，大力促进二产发展，并在嘉定、青浦、松江地区建立173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试图挡住外资流向太仓、昆山、苏州的去路，降低商务成本，力改外商在上海消费却投资江浙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放下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龙头老大”的架子，极力推动长三角地区的互补合作。“173工程”和“长三角”几乎成为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有关上海发展思路方面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据传，在新的行政区划下，上海有可能并入太仓、昆山、宁波、嘉兴等本属江浙经济重镇的城市，如果此事可成，上海的经济总量将大幅上升，产业链将得到有机对接，通过城市群的连动发展模式为上海的未来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最终结束上海与江浙之间的外资争夺战和由此引发的机场、深水港等大量的重复建设工程，这样，对上海、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重大的影响。即便此项传言暂不被证实，上海今后或无与以上提到的四城市合并的可能，这都不影响上海与整个长三角地区在新一轮大发展中再次连动、互补、合作的总趋势。因为这是我国打好上海这张现代化建设“王牌”的必由之路─── 一条靠二产实业支撑上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且，国家充分意识到，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策略我们还难看到实在的有利因素，都是在传统的积弊和地域天成的劣势下苦苦挣扎时，确保东部、南部经济的稳定发展势态仍然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王牌战略，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引擎。

　　对于江西省领导来说，在新一轮大发展热潮中，如何充分利用这一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第一推动力，推动本省经济发展，则是在新形势下，首先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2001年以来，江西省委逐步明确了要江西建成“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发展战略，即把江西建设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的基地、劳动力输出的基地和旅游观光的‘后花园’”（概括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

　　这一发展战略，体现了较之以往的思路的转变，也体现了一个值得商榷的明显的特征。在此之前，省领导通常考虑到江西是个农业大省，主要力图通过走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道路来实现江西经济发展。在新形势下，江西决定要依托东南发达地区，走工业化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其战略内容来看，所谓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其根本思路仍然是单一的“后花园思路”，因为这三个基地都是定位都在“承接”、“供应”、“输出”上，是要在产业转移、农副产品供应、劳动力输出上充当东南发达地区的“后花园”。对此，省委内部已有部分人士意识到了，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曾公开表示：“实事求是地讲，多数同志还是赞成这样一个选择的，但也有部分同志不太赞成。有的说，这个方针把江西说得太低了；也有的同志说，忘记了农业的基础。”也就是说，有同志就这一战略的工业化倾向提出了“忽视农业基础”、就其中的“后花园思路”提出了“说得太低”的质疑。这两点质疑，就“忽视农业基础”这一点而言，理由是不充足的。一方面，在新的战略路线中，有“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一项；另一方面，提此意见者需要转变一个思路，即要认识到，所谓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其核心归结为“农民问题”而非“农业问题”，农业是农民的农业、农村是农民的农村，解决农业问题、农村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但是我们要解决农民问题是不是就一定只能局限在农业和农村上呢？如果走工业化道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不但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而且可以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分割界限，在农村地区进行合理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反而可以更好的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相反，盲目的“农业基础”论，不但使得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人均耕地及其有限的情况下，想主要依靠农业解决农民问题已无可能），而且分散落后的农业经营方式最终将会被全球化浪潮所淹没，所谓“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良好愿望也只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现实条件的一厢情愿！

　　但对于有关“后花园”思路的争议则需要认真加以探讨。

　　从表面上看，上海最初定位要以长三角为自己的“后花园”，江西则要主动将自己建设为东南发达地区的“后花园”，两者完全不同，看似借鉴了江浙地区借上海的优势资源得以发展自己的经验，并且吸收了上海的教训，但实质上不但没有借鉴到江浙的经验，也没有吸收到上海发展的教训。从经验角度上讲，江浙地区对上海只是一种“利用”，表面上迎合上海、要做上海发展的“后花园”，但实质上是在抓住契机建造自己的花园，并最终取而待之，是“名不符实”的后花园建设，而江西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却是对东南发达地区的一种“依靠”，是“名符其实”的后花园建设。这种对江浙经验的表面的借鉴而实质上的背离，恰恰重蹈了上海的教训。这一总体思路上的明显偏差，是因为照搬的经验没有结合江西省情而作出简单粗糙判断而造成的，而这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偏差，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各分项战略造成错误判断，下面对此分而述之。

　　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要将“东部”改为“东南部”，目前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做得具有典型意义的龙南县就是完全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最南端的县之一，而且作为江西省重要合作邻省的广东省恰在江西的正南方，这属于表述上的常识性错误。

　　其次，我们需要关注东南地区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产业梯次转移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再回到江浙经验和上海教训上来。如果当初，江浙没有努力发展自己的实业，而是依赖上海产业发展的梯次转移，那将面临着“同归于尽”的命运，因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发展三产”的一条腿走路的模式，致使二产严重萎缩，在当今市场中群雄并起的年代里，上海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全国性品牌，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产”几乎就是名牌的代名词。当然，在上海二产的消亡过程中，除了上海自身发展战略上的主动退缩以外，江浙地区充当了主要的掘墓人角色，与广东一起分享中国二产的冠冕。由于地域和传统的不同，浙、闽、粤等省不可能像上海那样放弃自己扎实的二产，这就使得江西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战略只能是望人眼色行事。根据中国根深蒂固的地方本位主义，浙、闽、粤等省的产业梯次转移何时才能波及内陆江西，还是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整个中国经济而言，有东南沿海偏重的不平衡倾向，而就浙、闽、粤三省自身来讲，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东西、南北发展不平衡倾向。重要的发达城市基本上从沿海到了浙中、闽中、粤中就停止了。就浙江而言，其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杭州湾和温州湾两个沿海地区，而这两个地区西向江西有上千里的距离。到了浙中的义乌、金华往西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义乌、金华以小商品生产销售闻名，这一产业是否存在往江西梯次转移的可能性？就福建而言，以南平到龙岩为中轴，经济中心基本落在东面临海的福州和厦、漳、泉三角洲。福建和湖北是江西接壤最长的省份，几乎包围了江西的东西两面，而在江西和福建之间的漫长接壤地带中，除了瑞金以外，两省几乎没有第二个象样的县级市。赣南与广东接壤的地方稍好一些，越过南岭的江西各县几乎在广东的环抱之中，而正是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龙南在承接东南发达地区工业梯次转移方面走在了前面。从整体上说，浙、闽、粤三省还有将近半个省的内部工业梯次转移空间，在这一情况下，江西只能就条件较成熟的赣州地区优先推进“承接东南部产业转移的基地”战略，其他地区则需另谋发展之路。即便是赣州地区在推行这一战略的时候，也切勿急功近利，要有自己明确的工业定位和长远发展目标，务求保持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非一味地迎合东南地区的任何产业转移、只盯着东南地区产业转移，将自己置身于省际“殖民”或类似合资企业技术遭外人阉割的未来悲剧中。

　　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战略改为“东南部产业对接的基地”。将“承接”更换成“对接”在于强调江西在与东南省份合作中的独立性，重在挖掘和发展双方的互补性，而剔除“承接”所体现的“依赖性”。

　　那么如何保持本省工业发展的独立性呢？本人对此提三点建议：

　　1、 改造重工业：建国初期，由于我解放军尚未掌握制空权，国家担心帝国主义的空袭和台湾的反攻，所以重工业主要放在中部和东北部。武汉—郑州—合肥—南昌—长沙五大中部城市围成的中原腹地是共和国一手亲建的重工业圈，其中以大武汉为核心，如果说东北老工业基地多少还带有一点军阀统治和殖民时代的“遗少”的味道的话，这一工业圈可谓共和国的亲生“长子”。我们知道，是重工业曾经支撑了苏联的经济，最终也是重工业拖垮了苏联经济。有着苏联模式深刻印记的东北现象已经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日渐凸显了出来。由北往南推进，苏联—东北—大武汉工业圈，犹如多米诺骨牌，将顺次出现坍台僵局。如果说处于中国“鸡头”位置、一度被社会主义中国引以为豪的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已经让我们脸上“蒙羞”的话，处于中原腹地的大武汉重工业圈则是我们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块心病。西部是中国这只雄鸡拖着的一条沉重的尾巴。如果东北这个头抬不起来，中原腹地的心病拿不掉，光靠鲁、苏、沪、浙、闽、粤六个引擎硬力强拖是无法实现中华腾飞之梦想的。西部这个尾巴拖着整个中国的后腿的这一状况将是近百年都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只能通过西部开发让这个尾巴拖得轻一点。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算是抓准了这一头一尾，那么为什么没有将“中部崛起”上升到中央政策的高度呢？这主要是考虑到事情的轻重缓急问题。因为西部问题和东北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稳定的高度和紧迫性上来了。在西部，经济矛盾常常混杂着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当地的汉人普遍比少数民族富裕，使得经济阶层矛盾容易上升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从而对边疆稳定产生深重的不利因素。在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不景气，下岗工人群居（由于地域、气候、生活习惯、观念的原因，东北地区不太会出现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那样的民工潮现象），政治气候腐败，黑社会组织丛生，如果国家再不采取强劲措施，这里将是一个火药桶。但是如果大武汉重工业圈的问题在近些年不解决好，将在未来出现“新东北现象”，不但中部各省自身得不到发展，而且会挡住整个中国经济西进的去路，并最终使得整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愿无法如期实现。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原这五省比西部有更好的底子（尤其湖北），在传统积弊上不如东北深重，又靠近东南沿海，可以说是中国实现新一轮大发展的强力后劲。江西就正处于这样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关头（沿海各省之所以能够得到飞速发展，和没有巨型恐龙式重工业有关，一个城市，背上一两个这样的包袱就会改革得步履沉重）。萍乡煤矿、新余钢铁厂、丰城煤矿和火力发电厂、贵溪冶炼厂、德兴铜矿、南昌江铃汽车、上饶客车厂、九江炼油厂集中了数量庞大的工人，控制着江西经济发展的命脉，是江西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

　　2、 加快发展传统产业：大力促进“瓷都”景德镇市、“药都”樟树市的发展，要对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进行深入调查，它们的崛起对江西的发展意义深远。景德镇是国际有名的瓷都，如果连这么好的优质资源都利用不好，都不能促进当地社会的飞速发展，那就足见当地政府之无能。不久前见报的古代瓷窑被盗事件，盗贼明目张胆地在市政府旁边开地道，要等到政府大楼内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地面掉到地道里去了，政府才出面处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樟树市的药都称号几乎要被人忘记了，在渊远流长的中国医药文明中，有“药不到樟树不灵”之说，可否努力将其打造出来，并与近在南昌的江中制药实现产业对接？樟树的四特酒也一度被誉为名酒，现在何以如此落寞，可否和产地樟树的药文化结合起来，开发出很有市场潜力的保健药酒？万载拥有几百年历史的烟花业是不是要被叫停了？对此是否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调研？

　　3、 建立工业区：综观东南沿海省份的发展经验可知，要促进一个省域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打造在省内起领头作用的一个或几个强势经济区。如江苏的苏南城市群、浙江的杭州湾和温州湾、福建的福州和厦漳泉三角洲、广东的潮汕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江西省，当南部地区初步定于与东南沿海省份进行产业对接后，可否在工业基础较好的环鄱阳湖地区建立环鄱阳湖经济区。区内是富饶的鄱阳湖平原产粮区，在其直径300公里左右的环行圈线上，围串着九江、南昌、鹰潭、上饶和景德镇江西五大经济重镇。如果修通九江—景德镇的铁路、景德镇—上饶的高速公路，就可以实现这个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公铁两路直通的完美循环，再加通过九江外接长江水路，而且此区临近浙江，如果加以强力推进则可作为江西崛起的经济引擎。

　　二、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的基地：

　　对此，我首先讲一下，我国建国初期的一点教训。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首次分歧体现在农村合作化的问题上。刘少奇受斯大林“政权已经在我们手上就不要急，可以慢慢来”的思想影响，主张暂时维持农村土改后的土地分配状况，让农村生产力自由发展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大力推进工业化，通过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有了机械化的条件后，再推进农村合作化，并最终将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一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则主张农村的合作化不必等到具备机械化条件的时候才开始，相反，必须首先通过农业合作化，形成规模效益，让初步发展起来的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然后才可能再由工业反哺农业，形成良好的共同发展局面，并最终将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一先进的工业国。后来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是在毛泽东这一主导思想下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的思想，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方面，工业和农业需要互相反哺；另一方面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的最终出路。关于第一方面，有专家新近指出，中国的工业尚未到反哺农业的阶段，相对于脆弱的民营企业和千疮百孔的国有企业来说，确实是泥菩萨过河，根本无力反哺农业，但是农民作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买单者，对工业的牺牲性哺育应该停止了，对此本文不作深入阐述，重在关注后一点，即何以认为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原因并不复杂，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英国和俄罗斯的十分之一、澳大利亚的三十分之一。这一估算还是1994年的统计结果，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分母扩大），十年后的中国，由于沙化、水灾、旱灾、非法占用等情况，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不断缩小（分子缩小），现在的人均耕地面积状况可能更差。虽然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只有六亿左右，但考虑到我国现在的耕地多半是建国后开垦出来的，当时的人均耕地面积境况不会与现在有太大差别。这就是将我们几代领导人逼向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恰恰也是江西省的基本省情。江西省人口4150万左右，人均有效灌溉土地不足0.6市亩，按照较高的亩产千斤的产粮标准，江西省人均每年拥有自产粮食600斤，这个数目只能用于保障个人年粮食基本消费，在大量土地并非用于粮食生产、以及每年不同程度地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江西的粮食自给都难以保证。根据官方报道，江西省近年的粮食生产基本保证在150亿公斤左右，也就是人均700市斤左右，仍比我上面的纯理想化推导高出了100斤。即便以官方的人均700市斤的产量标准算，除去工业用粮和基本储备粮，以及养殖业等其他农副业用粮，江西的粮食根本就不可能有外销的余地，所谓要建成“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的基地”根本就是一种误将“农民大省”当作“农业大省”（中国人亦误将“农民大国”当作“农业大国”）观念下的脱离实际的决策。也许有人会从字眼上去做文章，认为江西农业的发展战略重在“优质”和“副产品”两点上，那么，请问：江西产的粮食都是自己吃的，再优质，也是自己吃到肚里了，经济效益何来？难道有人要生产优质粮食卖给外省、外国，再买劣质粮食吃，而且能确信其中的差价在减去商业成本外，还会给农民挣点余钱？而且他还要认为其他人都等着江西的优质粮食，而不知道自己推广？在务必保证本省基本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这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底线，任何地区都不可以因片面追求地方短视的经济效益而削弱粮食生产的战略定位），还有什么土地资源可供生产农副产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超越耕地资源有限性的任何农副产品生产战略都只是空中楼阁。

　　考虑到江西的山区、丘陵地区广阔，其农副产品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超越耕地的局限性的，比如说茶叶生产。江西有着广阔的茶林和大量辛勤工作着的茶农，但是，茶农并未因此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并不因为他们没有生产出优质的茶叶，而是没有成熟的茶加工业。在省内，修水的宁红保健茶、武宁的茉莉花茶、庐山的云雾茶、婺源的绿茶，从质地、色泽和口感上说，都是上等的，却苦于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品牌。这一点，江西省需要认真思考，向江浙地区学习。

　　故此，建议将“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改成“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由“供应”转为“生产”是针对江西农业状况的合理定位，加上“加工”，是对江西农业发展缺陷的战略性调整，是在江西的农业省情下配合工业化建设的另一有效途径。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本人认为成败在于合理规划。现阶段，在农村农产品市场尚不成熟（或说尚不成型）的情况下，要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断不可依靠农民的自发行为，政府的理性规划将在农副产品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的规划不仅要体现地区之间的协调性，尤其要确保可持续性发展。在此，本人举江西省武宁县两例来说明合理规划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中晚期，当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实惠停滞不前的时候，县政府曾力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县里创办了一个麻纺厂，由于麻纺厂开办之初，缺乏麻源，便高价收购，最高时每斤麻卖到7元钱一斤。在这一高价刺激下，大量农民开始用良田种麻。第二年，由于麻源丰富，麻纺厂的效益不佳，麻价暴跌至五角钱一斤，大量农民为此破产，纷纷借粮度日。由于麻的根系很深，繁生能力极强，对稻田土质造成极大破坏。在九十年代初期又出现了一阵种桑养蚕热，具体情况和种麻事件如出一辙。另外，还有些是政府分派的种植任务，不是因为技术指导不到位造成歉收，就是丰收后无人收购。地方农业管理极其糟糕。如果没有保障措施进行合理规划，很有可能将民心工程办成不得人心工程。

　　三、劳动力输出的基地：

　　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汪玉奇同志透露，江西省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战略有一个由开始的“两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发展而来的过程，其中“劳动力输出的基地”是最后添加上去。这一加，使得整个战略内部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

　　一个地区出现劳动力大量外流，是人民在本土经济发展中实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劳动力相对过剩（事实上的高失业率）一直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但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没有将劳动力输出作为我们国家的战略方针，相反是要做出不懈的努力要留住人才、不断增加就业机会，让我们的消费人口转化为生产人口。可能省际之间和国家之间情况有所不同，但前两项战略是要克服人才、劳动力外流，为他省创造GDP而本省经济发展停滞的弊端，而第三项战略是要成为劳动力输出基地，在这一明显矛盾下，整个战略的目的性基础何在？目前，江西省单外出到广东省务工的人员就达300万，要占江西省农业人口的十分之一强，除去老弱病残孕，可能要占实际强劳动力人口的很大比重，如果再加上广东以外的全国各地的江西外出务工人员，现在留在江西省内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的基地”？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已经逐渐转化为比较成熟的产业工人，如果江西不能留住这一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整个江西的工业化进程的人力基础何在？

　　人力资源的流失，是江西至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的人力资源包括掌握知识权的人才、掌握一定资金的市场经营管理人才和普通劳动者。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实业的创业环境和市场，省内拥有一定资本的人纷纷移民外省，寻找投资机会，这一点如同不少民营资本外逃国外一样。而且紧接着由于没有好的市场和实业，便留不住人才，掌握一定知识权的人民移民外省市，例如江西师大中文九五班135位同学有40%以上都到其他发达地区谋得工作。接下来，真正具有挑战意味的移民潮，我个人认为将在不远的将来兴起，即大量脱离了土地、掌握一定城市生活技能的农民大移民。从本质上讲，江西作为福建广东的后花园，不用建设，却已成事实，当然，这里讲的后花园和官方的提法完全不一样，官方战略是要吸引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富人来旅游观光，却不知江西本质上已成江西人自己的后花园。在江西地方经济死水一潭的情况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百姓主要靠外出务工赚钱，他们为发达地区创造了大量的GDP，然后分得极不等价的一小杯羹寄回家里，带动消费，江西的农村经济主要是靠这样的方式苦苦支撑着，是他们靠自己的血汗钱支撑着县以下的财政，在养活贪官冗员之余补贴着家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江西已成江西民工的“后花园”，尽管这个花园不是什么乐园，但这已经是他们在外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苦心营建的、唯一合法拥有的、脆弱的家园。江西的民工总这样不远千里地返乡，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依恋这片故土，他们只是在依恋自己的家人，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早已为那年初出门、年底进门的生活感到痛苦，他们要为自己的劳力输出付出大量的经济和心理成本。自古以来，中国市民身份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对于城市，农民没有准入权。根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亲民政策，党在领导国家完成了总设计师定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性宏愿后，日渐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打破城乡差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为了适应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民工子弟入学问题的有效解决，城乡人口流动壁垒日渐打破，民工的劳动付出能够得到更公平的回报，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就可能大批迁徙他乡，重新选择自己的家园！在人民已经获得可以“走”的自由后，江西仍然没有给出让他们“留”的理由，那么，江西将最终可能变成一个不但令外人不屑，也必将遭本乡人遗弃的“荒园”。

　　我们当然也可以肯定，江西现在就是劳动力输出基地，这是现象、是现实，却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现象、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现实。虽然在江西省的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输出可以缓解省内的就业压力，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改善省民生活，便于积累民间资本，但这毕竟是一种无奈的过渡，而不可以作为战略选择和奋斗目标。

　　故此，建议将“劳动力输出的基地”改为“劳动力资源开发基地”，这样改的目的一方面加上“资源”一词，要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劳动力只在过剩时才成为需要转移的负担，但从本质上，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另一方面将“输出”改成“开发”，是要强调通过工业化进程拉动劳动力“内需”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否认现阶段江西作为劳动力输出基地的现实和积极意义，因为，输出也是一种间接的开发方式。

　　四、旅游观光的‘后花园’：

　　在这一点上，首先要认识到江西不同于海南、云南有着天然优势的旅游大省，万不可以将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海南若不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其旅游业也险遭惨境，让我们看看海口和三亚的滥尾楼就知道，没有实业做支撑的旅游业发展瓶颈是如何掐死一个地方经济的。其次要向江浙地区学习，江浙旅游业发展与当地实业支持和市场管理水平密切相关。江浙地区除了雁荡山和富春江外，很少有什么自然风光。但他们借着临近上海的地缘优势，在地方强劲实业支撑的财政支柱下，运用现代市场经营理念，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作为城市的名片，对于塑造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很有战略意义，而且旅游业带来的人气和硬件环境进步又会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形成旅游业和当地其他产业的良性互动。再次，要在发展旅游业中克服政绩工程现象。赣江边的红谷滩建了一个128米（全国最高）的喷泉。正月初十，阳光明媚，我和同学到了那里，前后方圆几公里内人迹罕至，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一辆路过的出租车，根本就没有公交车。我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知道这个景点的，也许上电视就是目的？南昌中山路上建了条步行街，硬件建设不错，两边开的大多是珠宝店，除了两个卖小吃的地方有点人气以外，各珠宝店前门可罗雀。步行街应该是个大众化的地方，要借鉴上海的经验，南京路上的商品基本上是处于中档水平的。南昌这种只重建设不重管理、只重排场不重效益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

　　另外，对此本人建议在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基础上，修通婺源到景德镇、婺源到上饶的高速公路，建设环鄱阳湖旅游圈，并称为环鄱阳湖经济旅游圈。以弥补江西旅游业一不成规模、二没挖掘文化内涵、三没市场化的缺陷，并与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综观中国各旅游大省，都有其成功的要点，例如：海南的海和气候；云南的气候和花卉；陕西的古文化；山东的古文化；安徽的奇山；江浙的市场经营理念。努力挖掘江西环鄱阳湖旅游圈规模大、内涵深的特点，而在这两点上同时具备的，全国几乎没有第二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江西不仅要将这个地方打造成东南沿海省份的“后花园”，还要将它打造成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中心花园”。

　　何谓规模大、内涵深？在这个十二小时内的环行路线中，云集着三青山（号称小黄山）、龙虎山（道教胜地）、南昌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因初唐四杰旷世名作《滕王阁序》跻身江南四大名楼的滕王阁、著名画家朱耷纪念馆青云普）、共青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关心建设的城市，胡耀邦陵园即在此地）、鄱阳湖（中国最佳观看候鸟区）、星子县（陶渊明的故乡）、石钟山（苏轼作《石钟山记》即为此地）、九江市（白居易作《琵琶行》之地、浔阳楼、烟水亭、周瑜点将台、南湖）、庐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俱佳）、武宁县（风景优美的柘林水库、千岛湖、弥陀寺、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故乡，此地有李及其夫人的陵园）、修水县（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故乡）、景德镇（丰富无比的陶瓷文化）、婺源（一代大儒朱熹的故乡、98%的覆盖率的森林、接近直接饮用水水质的河流、独特的白墙建筑、）等风景区，

　　综上洋洋万言，简而述之，依据中国经济发展宏观大势，借鉴江浙沪三地经济发展经验，立足省情，江西省宜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的基地、劳动力输出的基地和旅游观光的‘后花园’”战略完善为“东南部产业对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劳动力资源开发基地和旅游观光的‘后花园’”，并在这一战略路线的指导下，夯实基础、充实措施、落实任务，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崛起中的人文江西”为谋求新一轮大发展的主题，在江西省委的强力科学领导下，在江西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关心江西发展的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下，誓叫老区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