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前言中，对中国文明史有段评价：“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造成了中国人几乎用一种超级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国在历史上有无数次机会可以“称霸全球”（成吉思汗时代除外），本有可能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却总是与机会失之交臂。按佛教所预示：世界正处于“末法时代”，拯救人类只能靠东方智慧，就是中国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智慧，用“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的哲学观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找到人类痛苦根源和解脱之道路，这是中华民族真正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中国外交该做的正事。2005年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上，日本新闻界就抱怨“中国馆虽是最大的，但全部是在卖小商品，哪像一个泱泱大国”。反观印度馆，一进大门，就见到这样的条幅：“印度–一个古老民族对世界的哲学贡献”；再看爱知博览会的主题词：“爱知县，爱地球”，几乎所有的日本馆都在表达对生态和人类未来的担虑和探索。

　　

　重视民情民意的研究，攻心为上。

　　

　　在中国成都武侯祠，有幅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中国的智慧就是“攻心”。当下中国外交，几乎忽略对民情和民意的考量。对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权，没必要为其损害自己的国家形象；对一些“民选”国家，像法国、德国的领导人见不见达赖，日本政治人物参不参拜靖国神社，对其民意和选情稍加分析，就能得出个大致结论。同时，中国应适度开放一些国外的民意调查机构来华，许多重大问题，如西藏、新疆、台湾、南海、钓鱼岛等，恐怕调查的结果和中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会高度一致。中国花那么大力气办奥运会、下一步花巨资打造外宣平台，也就是想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但并非是靠“大跃进”、走形式主义，是靠一点一滴的行为方式、立场和责任塑造出来的，核心就是去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心，这是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