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世纪末，占婆(爪哇)人由爪哇北移，公元一零二年，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范熊、范逸御占婆人占领象郡迤南壤，建立林邑王国，范文造宫室城池。范佛王时奉婆罗门教自称梵大王，世为交州之患，位置约就在交州以南的越裳国境。 六朝历代讨伐拓边曾建阇盘城，范后世朝贡中国。唐贞观或至德后，范文龙被弒，更号环王国。唐初置林州、景州，曾没于林邑，唐宪宗元和四年林邑为张舟所灭，南徙建占城国，宋代正式名为占城。 占城居南海中，自琼州航海顺风一昼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即周越裳地。

　　 国家资本主义──只许州官经营在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为了追求海外奢侈品，由朝廷或各级官府直接组织海外贩运活动屡见不鲜。早在汉代，朝廷就曾派遣宦官率领，召募民间商人组成商队泛海，以黄金、什绍交换海外的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之属。宋代，朝廷亦曾“遣内侍八人，资救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这种官方出本并组织经营的航海贸易，可称为“官本贸易”。

　　晋代石崇使客航海，经营海外贸易致富，所谓珍宝奇异，毒冒(玳瑁)、翠羽、犀角、象牙、沉香、珊瑚、香料等是也，以交址(交州)、广州为集散中心，唐宋置市舶司管理舟舶通商事务。而交州最初之海外市场曰云屯州，由葫芦岛、棋盘岛等岛群构成，开埠远早在十一世纪，至一一四九年以爪哇、暹罗、钦、廉、交、广诸商客云集海东，乃于海岛设云屯庄俾益税收，繁荣直至十六世纪末，明总兵邓钟所绘「交州图说」记载其地。 唐朝设市舶司，管理海外通商贸易。

　　〔各舟舶司舵千里眼顺风耳，概为昆仑奴。〕唐代，中国人习惯把来华的外国使者和商人称作“蕃客”、“蕃商”。在这些蕃客、蕃商中，阿拉伯穆斯林所占比例最大。

　　 北宋时侨居在广州的蕃客居多，南宋和元代，居住在泉州的蕃客居多。宋朝沿用唐朝管理蕃商的办法，在贸易繁华的广州、杭州、明州等地设置市舶使，“掌蕃贺、海舶、征榷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南宋政府偏安江南一隅后，对蕃商更为重视。南宋绍兴六年，泉州的知州连南夫建议，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船首，如果能招诱其它船只来华，政府从中抽解物货所得，价值达到五万贯、十万贯者，可以按成绩授给官职。由于宋朝政府的积极招徕，大食商人来中国者日益增多，“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 北宋初年，朝廷“诏诸蕃国香料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官库者不得私相贸易。泉州最有名的回回商人是蒲寿庚，其向背竟然关系到宋朝的存续。

　　 南宋企图依靠薄寿庚财力物力继续抗元，升其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提举市舶，总海上事宜。元朝极力招诱蒲寿庚集团。南宋张世杰护送端宗到泉州，蒲闭城门不纳，世杰夺蒲船400多艘而去，蒲杀南宋宗子3000多人后降元，元统治者因此掌握南宋所有的海舶。蒲寿庚降元后，受封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权势灸天，在海外贸易上更是独占鳌头。

　　 巨商王元懋出身寺院杂役，学蕃语后泛海往占城，占城王招为婿，后归泉州，成为大海商。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知的定居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华人群体以广东和漳泉人为主，相信应是宋元时期移居到海外的。

　　 中世纪时，占城是印支地区唯一的穆斯林。九世纪以来，占城国跟中国已有经济贸易往来。以故明回族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有五次皆经过占城，其中第一次为联络攻打安南，停留最久，再直下爪哇〔回教国度〕，新加坡〔龙牙门〕，创下国家资本主义贸易的概念。

　　 朱印船日本德川家康时期，持有其渡航许可证的所谓朱印船，要求对方国家能予以充分保护，使贸易能顺利进行。即送出书信给安南、吕宋、柬埔寨、暹逻、占城等诸国政府。 元代商人直航阿拉伯的情况比宋代普遍。《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曾先后两次“附舶以浮海”，他在书中提到了波斯离（巴士拉）、天堂（麦加）等地。14世纪时，商人杨枢搭乘“官本船”到达过忽鲁谟斯（霍尔木兹）。

　　 元朝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船贸易。 如同今天的贸易代表，洋行代理，进出口公司。

　　 元代，朝廷派遣特命使臣，到海外替皇室采办货物之事经常有之。

　　 “每岁下番使臣，进贡希奇物货”。大德时，朝廷派遣使臣答述丁等“钦资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又爱祖丁等使四起；延桔七年(1320年)，“遣马扎蛮等使占城、占腊、龙牙门，索驯象“。龙牙门就是指今天的新加坡。

　　 整个元代，元朝派出的使臣交驰穿梭子海上，足迹遍及海外诸国，甚至远达东非和北非，航海贸易之盛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元朝海外贸易使团“例从中书省闻奏差遣，其余诸衙门近侍人不得干预”。使臣又可佩带牌符，牌符是元朝皇帝颁给将领、官僚和使臣，用以标明身份和等级的凭证。牌符式样有多种，赋予的特权也不相同。使臣持望书，佩牌符，犹如皇帝亲行，权力很大，沿途站赤(绎站)必须供给铺马、站船，并征发民候，担运物质，以抵达下海的港口。 使臣“奉朝旨，飞舶浮海与外夷互市，是有利于远物也”，其任务就是为皇室采购搜罗各种海外珍奇异产，所以所动用资金往往极其惊人。至元十年世祖遣使持金十万两往狮子国市药，时“以钱为准，每钞二两倒白银一两，十五贯倒赤金一两”。此次动用资金即合一百五十万贯。又至元二十二年(1282年)“遣马速忽、阿里费钞干锭往马八儿图求奇宝”。钞每锭折钱一百贯，所用资金亦达十万贯之矩。然而元朝廷干金一掷博换回来的却是赏玩之物，对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毫无益处，而且使臣贸易是由朝廷一手操办，官本官办，与政治特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加强了朝廷对海外贸易的垄断，从而压制民间的航海贸易活动，阻碍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这种贸易形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