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最快，上下交征利一切朝钱看，结果养的政府权力最大，票子也印的最多，这一边朱门酒肉臭，一年喝干一个西湖；那一边路有冻死骨，老百姓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生活日益困难，怨声载道，于是政府官员集体腐败的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甚至达到了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地步。

其实，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讲法，在胡温时代就已经演绎开来，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鼓舞人心：“要坚决查处贪污腐败分子。这要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经常性的有效措施......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我们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将把查处主要领导侵权渎职、贪污腐败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同时，我们还要推进制度改革，就是建立让人民监督的体制，我们正在做。”可是，无论温总理的话说的有多漂亮，在他任上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提议一议就是十几年也没有动静。

还有那位薄熙来，唱红打黑闹腾的好不欢腾，结果——是一场闹剧。唱红自己，抹黑别人，最后上演的居然是黑吃黑。

不过十八大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习总的领导作风明显不同于他的前任，简朴低调务实，有时不按常规出牌，对腐败问题看得很重，提出的一些观点非常惹人注意。习总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他还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些晕眩。习总没有提政治改革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属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范畴？还是习总以为反腐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就是实干兴邦？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毛泽东是反腐败最为坚决的统治者。前者反腐败反到了“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后者毛泽东在瑞金时期，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  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 毛泽东对腐败分子的严厉绝不在朱元璋之下，由他亲自签署命令枪毙的贪官就有七人，都是革命战争时期立下赫赫军功的老红军、老同志。毛泽东可谓是彻底革命者，因其彻底所以不为自己留后路，这才有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揪斗党内“腐朽堕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

可是，朱元璋和毛泽东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们越是起劲的反腐败，腐败也就越严重。朱元璋把这种现象归之于：“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毛泽东则把党内腐败解读为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结果。有趣的是毛泽东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走后门”的腐败问题时，很无奈的说了一句大实话：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

朱元璋、毛泽东反腐败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越反越腐呢？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是反腐失败的一个关键。可是如何限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甚至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呢？朱元璋、毛泽东没有限制主要领导人权力吗？没有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吗？应该说朱元璋、毛泽东限制了很多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却无法限制自己的权力和忠于自己的那些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在专制主义或是威权主义的制度下，无论是皇权还是党权追求的最大目标，是政权稳固，而不是百姓的福祉。因此，他们的反腐不会真正彻底，他们制造出的那个笼子，主要关押的不会是贪官污吏，而是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的危险分子，结果，寄希望于他们的反腐斗争，弄到最后都不会有希望，只能是奢望与失望。

如此说来，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斗争，是不是还会继续朱元璋、毛泽东反腐败的老路，越反越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