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着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过程。传统的按照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方法未能反映真实的中国城镇化过程，其中有四个关键因素共同决定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人口规模决定城镇化的广度

　　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城镇化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世界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

　　在1950到2000年的50年中，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占全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18.47％，排名第一，其中大部分都是城乡存量人口增长。根据世界银行预测， 2000年到未来的2050年中国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将占全世界的16.1％。由此可见，到2050年，中国新增的城镇人口规模将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墨西哥和日本三国加起来的总人口，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城乡人口的存量转变。

　　中国目前的加速城镇化过程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主权经济体内的人口转变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脉搏，也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城镇化道路上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限制城镇化空间

　　中国的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是“城镇化”，而非简单的“城市化”过程。

　　中国的“城市”概念与国外差异很大。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6.9亿，而“城市”却只有657个，数目如此少的“城市”却容纳了相当于两个欧元区国家总人口规模的城镇人口，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城镇是等级化的管理体系，省下面除了地级市、县级市，还有为数众多的县、镇、乡。如果我们讨论“城市化”只关注657个“城市”，要把至2050年新增的5.46亿人口全部安置在这657个“城市”，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我们强调的是“城镇化”，即讨论“大城市”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小城镇”，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体制裂解决定城镇化深度

　　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改革决定了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仍然巨大。

　　中国与大部分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农民除了就业城镇化外，还有消费城镇化尚未实现，即“农民工”的“市民化”。

　　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我们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体现在消费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中国存在“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以及“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并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这个消费增长的空间有多大？按照非农户籍占农业户籍人口的比例计算，2010年中国非农户籍比例为34.17％，与2010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49.95％的城镇化水平相比，其中有约16％人口的差额。再按照世行预测的2020年中国13.88亿人口计算，如果未来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农业户籍人口全部转化为非农户籍人口的消费模式，那么将释放出2.22亿人口的消费潜力。如果再把约8个百分点的新增城镇人口加进来，那将在短短8年内释放出3.33亿人口的消费潜力！

　　因此，关键在于实现农业户籍人口的市民消费模式转换，实现进城务工农民与城镇生活方式的真正融合。

　　GDP锦标赛决定城镇化速度

　　中国特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锦标赛通过推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 GDP对于地方政府有两层意义，一是政治意义上的晋升机会，二是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收入。GDP锦标赛的表现之一是发展目标的层层加码，表现之二是投资与政治周期的高度相关。统计过去30年每个五年计划依次的平均投资增速，往往在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显着回升。这一特征刚好与中国的政治周期相吻合。财政支出上也有相似的规律。各地政府为响应中央号召而纷纷展开“为增长而投资”的竞争。

　　GDP锦标赛加快了土地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就业的速度，却造成了资源的粗放利用和生态环境恶化。在西方，“用脚投票”的是选民。而在中国，“用脚投票”的是企业。地方政府为了做大GDP，为了增加长久的税基，需要吸引企业在辖区内投资办厂，工业各种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扭曲了资源价格极大地促进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这种在GDP锦标赛激励下不惜代价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持续。

　　中国GDP锦标赛犹如经济列车运行中安装的强力引擎，过快地损耗了有限的资源以换取速度。现在需要改变。 我们认为，未来对待GDP锦标赛的合适态度将是扬弃，而非抛弃。具体的改革方向是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包括财政预算公开、官员财产申报、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等。通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变过去不惜代价的土地城镇化模式，转向关注民生的、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