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中

我生长在小贩之家，上有大哥和二哥，下有四弟、五弟，六妹，七弟，八妹，九弟。由于兄弟姊妹多，除六妹不吃奶妈的乳汁和最小的九弟在家长大外，均在奶妈家长大。八妹就是由于奶妈家疏于看管，至使二岁的八妹从奶妈家沿坎上摔下成重伤，过了三天，病危时才送回家送进县人民医院治疗，死在医院里。二哥因离婚，而还痴情那个别恋的女人而病，终在一九九六年的元月六日死在他们昆明纺织厂的职工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八岁，可怜又可悲。五弟的死，就只有可悲了。他因怀疑自己患了癌症，从自己家住的五楼顶跳下而身亡。把一切责任、烦恼、养育儿子等生活的重担都推留给妻子。竟还要求妻子要坚强，儿子要成为国家的人才。真是个不负责任，又可悲之极的人。还好在他妻子含辛茹苦下，他儿子不负他母亲和他爹的希望，考起了博士。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母亲（刘荣秀）曾是可以排在中国小姐之列的，但并不富裕的旧式家庭中出生长大，父亲（向思学）却是出生在真正的最底层最贫穷之家，但却又在青少年时就到县国民政府中做杂工，而看着了国民政府下层官员们的教育、生活、为人等方式方法。特别是有文化的好处。有了他独特的处人处事方法的一面。母亲唠叨而善良，加上父亲的聪明。，我在母亲和父亲的有竞无意教育中，有了很多的同情心，也有了对问题的前后左右分析、处理能力。就是在毛泽东以人为主的斗争环境中，也有了对人对事的热情关心和善良之心。同时也有了狡猾、凶残、邪恶、不善、不仁……的思想。这些狡猾、凶残、邪恶、不善、不仁……的思想虽因为人卑言微而没有被释放出来为害人。也应该是他人之幸、社会之幸。也是自己之幸。

排行老三的我，是八岁了才正式从农村户口的奶父家全回到家里的。我奶父家也住在县城内的北街。离我们家只有三百多米。再从奶父家向北走三百多米就出县城了。奶父家虽也同住在县城内，但那生活同我们家是绝然不同的。七岁读书时，我是因为逃学半年而降级，被强拉回家的。加上如果我要去奶妈家住。奶父母大多数时候都要把我送回家的。再加上家里是有早点吃的，奶父母家是没早点吃的。家里几乎每餐都有肉吃。而奶父母家的菜里却连油花花也难见到。肉是一个月也吃不到一次。记得一年前，我生病要吃面，奶父母家没有，奶妈只好把我背到家里给母亲说了情况。母亲立即接过我抱着和奶妈去对面的人民医院看医生。那一次也是第一次打青霉素针，痛得我如今也要打针时，痛不痛心里也会有点怕。当母亲又背着我回到家。请奶妈吃饭，奶妈说：“已经吃过了。”又对着我。“好好听你妈的话，把病医好了。”不论妈妈怎么请奶妈吃饭，没有吃过饭的奶妈都说吃过了，并说家里有事，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我见四方的大桌上摆着大蒜烩的回锅肉参煎得两面黄的豆腐和那冒着热气用肉汤煮的白菜。加上白生生的大米饭。从来在奶妈家都是以吃包谷饭、麦子疙瘩饭、包谷饭很多时候还要把红苕砍成颗粒掺成一样一半的两参饭。大米饭除了三十晚上和春节那几天，几乎是见不着的。肉在奶妈家，我是想也不会想到它的。

妈妈叫大哥去给我煮一碗鸡蛋汤面条。并要多放点姜和葱。

大哥瞪我一眼说：“你到底是要吃饭？还是要吃面？”

我见那菜那大米饭，就不想吃面了。但我一听妈妈说要大哥给我炒一个鸡蛋的鸡蛋汤面。我是想鸡蛋面和大米饭都吃的。但我不知道家里在吃的方面是一切都要以病人为主的。我只敢选择了吃饭。

从此，我就经常在家里吃饭了。父母也因我才上学时，常在奶妈家住，而逃学半年被留级了。就再不准我去奶妈家住了。再加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了，从此后。就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住了。一九五九年饥荒开始后，就是去了奶妈家，也是去看一看就得回家了。因为，奶父母家连我们家那从伙食团打来的吊命菜饭也没有了。奶父也饿了得浮肿病了。终在除夕夜前三天，自己用找到的小水果刀，在没有其他人时，自已在自己浮肿的小腿上划了一刀，而在除夕夜死了。饿得骨瘦如柴的奶妈没有来我们家报丧。但父母知道是去了的。只是不准我们去。特别是我。只是回来后，妈妈那几天常在家里念叨：“辛苦了一辈子的罗大哥，太惨了。太骇人了。”至于怎样的惨状，怎么的骇人。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时常会想到奶父那划开的伤口流着黄水。奶父也常在我的脑海里飘呀飘的。我在奶父家，是同奶父睡一床的。奶父死后。我虽也常去奶妈家，但就从未在奶妈家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