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老师说写时评写多了会厌倦，十年前写的时评，现在拿出来还能当时评用，社会没有进步，所谓新闻只不过旧闻重复发生而已。征地继续征、强拆继续强、社保继续骗、计生还在抓，社会被维稳稳定在不稳定状态。没写几年，我罹患了同样的厌倦情绪，不看电视不看报，对新闻提不起兴趣了。

　　某日乘火车，习惯性地拿出梁启超的《儒家哲学》翻看，这是我最喜欢的消遣书，既能修心养性，又能启迪智慧，还是优美的白话文。邻座一位女士热情地说：“你也喜欢儒学呀，我最喜欢《弟子规》了。”我点头笑了笑，那么多大师都把《弟子规》当儒学经典或批判，或膜拜，曾经我也以为是。后来闲极无聊，在网上读《论语》，死活读不出一点专制意味来，才发觉上当。发不发觉上当，都得在专制下生活，何必惊动别人？留下一笑，好过好为人师讨人嫌，本文纯粹自我消遣。

　　有句老话叫“东辣西酸，南甜北咸”，后半句勉勉强强，前半句费解，问题出在我们下意识地站在湖北来划分东西南北，该成语出自古代，中心点在邯郸至濮阳一带，山东嗜蒜，山西人嗜醋。可见用方位指代时，知道本位很重要。

　　现代话语流行的东方、西方，是以法国德国为本位，中心点大约在德法交界处，瑞士至卢森堡一带，亦即莱茵河流域，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那里人。西方以英美为主，意指资本主义，东方包罗万象，东正教、斯拉夫、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都包含在内，以专制主义概括。这种分法，就像中原人称蛮夷狄羌，既不尊重也不科学，尤其作为华夏人被概括在专制主义之中，极不舒服。

　　名不正，言不顺，正名在先。本文所指的东方，仅指嘉峪关以东的华夏文明，西方指嘉峪关以西的所有文明。东方传统文化主流是自由主义，西方文化主流是社会主义这个说法经得起推敲吗？

　　请注意主语是文化，而非社会或者制度。先不说古代了，看看现在欧洲、美国报章杂志和学校教育，社会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占据压倒性优势。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不但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福利主义，还把亚当·斯密国富论、帕累托最优、罗尔斯正义论之类以自由主义自称的主义统统划归社会主义，因为它们都是以社会为目标，把个体当分析工具。自由主义取狭义，自由至上主义，个人是起点也是终点，社会作为手段和工具。

　　东方人做不做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当别论，东方人比较容易理解自由等价于平等。中国人说愿赌服输，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西方人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上帝不会掷骰子，不会故意制造贫富差距，所以他们总是分不清平等与平均，一说平等，他们就想均掉别人的财富、分享别人的资产。人人都这么想，所以西方国家一民主必定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制约的统治者的恶，却释放集体的贪婪。斯宾格勒面对社会主义潮流，悲叹《西方没落》，不出所料，民族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先后搁浅，甚至解体。

　　出乎斯宾格勒的意料的是美国。美国教派林立，你有你的耶和华，我有我的亚威，他有他的安拉，大家乐意把财富往各自的教堂捐，不乐意上缴政府让“异教徒”分享。民主党想着多征别人的税，共和党想着让别人多养些孩子，各怀鬼胎。教派和政党在民主博弈中达成了比较自由的均衡状态。尽管各方都不满意，也只好无奈地接受博弈结果，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原理。

　　美国资本主义数度挽救了欧洲社会主义，这不等于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理解就很到位。美国人接受社会现实，但是付诸文字和课堂讲课时，还是骂娘，极少人为资本主义叫好。如果不去体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只看克鲁格曼、乔姆斯基的文章，学回来的肯定是社会主义那一套，老左新左们是活生生的教训。

　　前面列举的亚当·斯密、帕累托、罗尔斯所说的自由主义，他们都在努力帮西方人克服平均主义思想，为接受资本主义现实寻找道义上的支持。可是他们的理论逻辑自洽性很差，比如亚当·斯密，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最有利财富积累，另一方面又主张劳动价值论。那么价值到底是交换中产生的呢？还是生产中产生的呢？有人说他在《国富论》之后，又写《道德情操论》，是想强调市场经济中道德的重要性。毋宁说他发现理论不能自洽，又退回到宗教思维当中去了，求个心安。

　　亚伯拉罕诸教的道德、正义就是遵守旧约和新约中的戒律。教徒把圣经当真理，可是圣经又是多人在不同时间地点编撰而成，难免存在逻辑冲突的地方，神学家穷于应付圣经的内在矛盾，没有精力去想，一旦离开上帝、离开圣经，道德怎么生成。这是两千年前孔夫子做的工作。

　　大航海时代受东方社会启发，西方哲学家们发动启蒙运动，赶走了上帝。赶走上帝容易，宗教灌输下形成的思维惯性去除不容易，“社会”成了他们新的上帝，“公共知识分子”成了新的教士阶层。

　　圣经是站在天上看下民，人是一群群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毋宁说上帝眼里人人都一样。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面前个性不重要。是故西方哲学家总摆脱不了从集体出发，以群体得失为目标的论证套路，他们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在此过程中，尽量尊重个人意愿、个人权利而已。

　　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个人本位，从个人内心出发，以个人得失为目的。继承英法启蒙运动成果的奥地利学派，贴近或者已经掌握自由主义的精髓，不过这是上世纪才发生的事情。而儒家从孔夫子一开始论述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纯粹从个人理解出发，贵己重生，先个人后集体，先修身齐家，后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有功者，载入史册。人不能永生，名可以永生，就像古希腊的神话英雄永生在史诗之中。

　　西方人是上帝之物，对上帝的言论爱较真，经典改一字都可能引发战争，双方杀人都是替天行道。东方人不一样，上战场立功危险，考取功名辛苦，不如躲在家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立言以留名。西方上帝最大，东方天大地大我最大。上帝子民为了真理和正义，互相杀个你死我活，狂妄自大的东方人在青史留名的竞争过程中不痛不痒，和谐相处。当然也有岳飞、文天祥那样杀身成仁的英雄，但是黄宗羲、顾炎武更多。

　　英美人约翰满街走，东欧人伊万到处吼，中西亚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手拉手。谁干过好事谁干过坏事，别说口头传说，书面记录都难以辨识。过多几年，只有上帝才能记住。所以西方社会一旦信仰动摇，不怕末日审判，便天下大乱，难怪路易们个个是暴君。

　　东方人不但有姓有名还有字，总之要张扬个性，尽量与别人区别开来。文人雅士为了与众不同，喜欢弄一堆自号、别号、外号。西方人爱以历史名人和家族先人取名，甚至父子同名。东方人取名不但避讳长辈、君王，而且自觉避开历史名人。东方的皇帝专制，可是对史官无可奈何，谥号庙号是死后封的，国史是亡国之后编的。不光国君如此，民间也类似，我爷爷谥号“刚博”，因为他生前多才多艺，为人耿直。有钱没大文化的人家，往往掷重金请地方上有名望的文人写悼词和墓碑铭文。据说在明代这项收入比入仕还多，因为明代官员薪酬是历史上最低的。

　　谥号评价系统显然跟现代科学不冲突，跟民主宪政也不冲突。美国纪念碑上面刻上所有阵亡将士的名字，不知道是否从东方受到启发。不管怎样，这说明青史留名的激励作用是跨文化的。现在很多人一看中国人的道德现状就哀叹：“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不是信仰问题，是我们维持良俗的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新的系统又没有建立起来。

　　谥号评价系统只是礼的一部分，从孔夫子开始就有意使礼摆脱对超自然现象的依赖，使儒家礼法系统和道德哲学建基于人性和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在变，人性不会变，所以维持传统良俗的礼仪系统，受现代化冲击程度不会比依赖于天堂地狱玄想的宗教更大。恢复文史传统有助于减低制度成本，避免民主政治过度伤害个人自由，我把这种理想叫作儒家小政府主义。

　　既然你把儒家说得这么好，为什么当代儒家会遭遇挫败呢？我并没有否认儒家存在弱点，当然需要向西方学习，像学习科学技术那样学习政治和法律技术，但儒家最致命的弱点是古代西来文化与当代西来文化合流，这里不细说了。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日益成熟，今时不同往日，儒家有了外援，复兴在望，可以预期，以软实力回馈世界也不遥远。